海外看中国奥运会开幕式

周六的文章没有通过“审查”，不过奥运会开幕式还是应该留下一些感想的。于是，我重新振作精神，写下了下面的的语句。

周五的时候因为在上班，加上因为版权的缘故，只能看见新浪网和NBC零星放上的图片，以及看看文字信息，但是还是让我很激动。后来晚上才看了NBC的录播，尽管信号不太好，而且因为中间从伯利恒到费城近两个小时，最好的段落已经错过，但是我依然为整个开幕式叫好。昨晚又在网上看了MSNBC的精选片段，看出了张艺谋的很多匠心独运之处。

当然，我个人最担心的或者说是最遗憾的，莫过于晚会对于纯西方观众的理解有一定的挑战意味。虽然视觉效果很不错，但是很多文化符号大家是否能够完全看懂，这的的确确是一个问题。前两天，MSNBC还在介绍“长城”、“故宫”这样的我们以为已经人人皆知的中国象征符号，现在看来，还仅仅停留在介绍阶段，那么，在无知的背后，偏见自然就产生了。有不少西方报道对于中国的描述还停留在Communism China这一意识形态的思考阶段。当然已经对于意识形态的词语逐渐淡忘的时候，西方还是因为对于斯大林式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厌恶和对希特勒式的纳粹集权的恐怖，不少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恐怕停留在和对北朝鲜差不多。然而，连NBC的支持人站在故宫中央也承认，这个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可即和前苏联不同，也和美国不同，这也许就是他们所说的中国特色吧。

在科技发展和信息爆炸的今天，我突然发现，东西方的鸿沟还是依然深邃。当然，我们的“孔子”、“功夫”已经走向了世界，但是中国和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依然模糊，不光是西方，连我们自己也没有真正给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找到一个稳定的定位。所以，两个不同的中国形象就激烈地碰撞起来。一个是像苏联那样的“集权中国”，尽管我们自己作为个体已经逐渐在远离这个中国，但是从外部看，这个中国的印象还好是长久地印在很多人心里。另一个则是开放和自信的中国，尽管很多西方媒体不愿意承认，可这个中国却千真万确地慢慢走来了。所以，这次开幕式乃至整个奥运会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外部世界和我们自己重新梳理中国的形象。
当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够到达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输出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呢？这次开幕式是外国元首出席最多的一次奥运会开幕式，美国总统布什全家都出席了，而且这也是第一次美国总统出席外国的奥运会开幕式。这些说明了什么呢？当然，不少人的借口是，“我们不能忽视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但，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利用一下这样的机会呢？

不少西方媒体看完开幕式都说了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的话，但是有一个思想是一致的，“中国已经崛起”。

（本文同时发布在hongliangjie.blogspot.com和blog.hongliangjie.com）

在美国第一学年有感

明天，也就是周一，我将到本地一家小公司去实习。从而也算是在美国的第一学年彻底结束。
回首这一学年的学习，感慨还是良多的。这里说说主要的一些想法，和大家分享。
我所在的大学并不是美国的顶级学校，比如MIT或者是斯坦福之类，但是30左右的排名也使得我的一些观察可能还是比较符合美国一流大学的情况。

应该说，这有很多东西是和国内大学一样的。比方说，有人逃课。比方说，期末抱佛脚。比方说，炒作业。尽管我是研究生，但是我观察的本科生也经历着我们在国内所经历的类似生活。在这里，大多数学生还是能力平平，至少说也就是图完成作业。真正有能力的并不是多数。两极分化其实也很严重。有人能够每个暑假都找到实习。有人已经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并且业务不错（在我所助教的两个学期，都碰到了自己开公司的学生）。当然，也有人作业也没法好好完成。特别是我当助教，有一些计算机的课程需要做课程项目，如果我不在最后一个星期提醒那些学生，鲜有人会真正按照进度完成。很多学生找到我，一脸无辜，说自己如何如何花了时间，但是就是做不出来。有时候一听就知道是瞎说，做不出来情有可原，那是水平问题，可是，有人连编程环境都没有配置好，这就是问题了。当然，最终期末的成绩，好坏真的很分明。

学校有两座图书馆，但真正爆棚的时候也就是期末。平时人流量和学生人数相比还是有差距。美国学生平时的生活除了学习，最终要的莫过于聚会。一般来说，从周四晚上开始大家就去聚会了，图书馆人数就非常少。我们图书馆的书籍馆藏十分丰富。不过就我借过的上个世纪70年代的几本书来说（并不是很偏的书籍，而是经典教材），我经常是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借书的人（因为有记录之前谁借过），让我有时候觉得这里的人没有好好利用起资源。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学生对于资源的利用却又让人瞠目结舌。我们学校有两个室内体育馆，有一个足球场，橄榄球场，棒球场，排球场，若干网球训练场地。室内体育馆一个是篮球馆，另一个是健身用的，里面有游泳池，室内球馆，和近一百个跑步机和其他健身器材。注意，这些设施的使用完全是免费的。即便是这样，美国学生依然嫌学校的体育设施不够完善，有人居然在学校的校报上反映，不少学生还花钱到附近的负费健身房去。同时，我们学校有四个食堂和两个学生活动中心和一个和北京音乐厅差不多大小的表演艺术中心，但是学生嫌这些建筑太过于分散，希望学校建设一个集学习、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大型学生中心，内带电影院。当我看到这样的报道，感慨这里的学生真的是生活过于优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希望这样的学生从内心真正去体会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疾苦，甚至仅仅是去体会困难一点的生活，都是天方夜谭。

美国学生的社团活动和业余生活还是很多。但就我观察来看，学生组织的活动规模都比较小，极少有那种劳命伤财的大型表演性活动，比如晚会（值得回味的是，两次大型晚会性质的活动均是中国留学生会组织的）。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对于国内的很多大学生活动，我们可能过于要求场面性和组织性。但另一方面，美国学生对于“社会性”活动均非常热衷。比方说达尔富尔问题的演讲，整个场地人员爆棚，却鲜见我们中国留学生的身影。甚至是介绍四川西面那个自治区情况的演讲，也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我可能是在那里的唯一中国人）。不得不感慨，我们的不少留学生还过着看看书，打打球的类似中学生活。眼下，那位富有争议的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教领袖就要在7月份到我们学校讲学一周，价格不菲的5000张门票在15分钟内售光。不知道我们中国留学生又有什么反应。

在这里，研究生的生活是非常忙碌的。我已经记不起有几次是晚上11点以前离开图书馆的了。大多数时候都要忙到深夜。然而收获却是显著的。最明显的并不是知识上的提高，因为知识本身在哪里都可以学习，最大的提高来于如何指导自己去学习，也就是如何为自己的学习找到动力。仅仅完成课程和导师交给的一些任务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说我们一直有一个偏见，说中国大学里面的课程设置没有太多用，很多东西都过时了，或者说与工作不相干。不少同学抱怨学的东西没用。那我要说一句公道话，这里的很多课程，甚至大多数课程也和国内一样，与工作毫没关系。把自己找不到工作，或者觉得能力不行的责任推卸给学校，是很愚蠢的。事实上，在美国，如果你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那些工作技能没有一项是直接在大学里面教授的，没有，也不可能。抱怨学校的同学们最好多找找自己的原因。

从8月份开始，我就从系里面的助教工作转去我们学校的高性能计算中心担任研究助理，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搬家

今天完成了在美国的第一次搬家，和周围同学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搬家基本上依靠走路和手搬运，并且在今天反复走了八趟之后完成。

住了快一年的地方，依稀还有些舍不得。当搬最后一个箱子走的时候，我想起了去年八月份第一天到这里的情景。

05年从北区搬到东区，整个宿舍大家有说有笑。07年毕业搬家，则显得冷清很多。今年搬家，同住的人之前就已经搬走，空空的房子里就剩下了我。

在美国的第一个学年已经结束，我也已经如愿找到了导师，今后将进行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方面的研究。暑假将在这里的一家小公司实习。

震出来的思考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这一个星期以来几乎天天都非常关注国内的消息。我自己还接受了学校新闻的采访，详情可以看http://www3.lehigh.edu/News/V2news_story.asp?iNewsID=2766&strBack=%2Finsidelehigh%2Fdefault%2Easp。

不同的人通过这次地震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我之前的那篇文章在最开始捐款的时候就质疑了红十字会的一些做法，没想到后来所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然而，此次地震所以引发的思考远远不止红十字会的一些新闻那么简单。

前两天，李承鹏的博客说了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有人传出某某镇需要很紧急的救援，于是一大群非政府组织的人驾车载着东西往那个地方进发，结果到了以后才发现并没有真正的那些险情。李承鹏还和网易的信息平台取得联系，询问网上那些信息的可信度，结果根本无法查证。

还有不少的事例，比方说在某一段时间内传播很广的空降兵牺牲5人的信息，结果也被辟谣。而不少看上去非常真实感人的故事，其真实性都值得考虑。有人甚至编造出了虚假的地震预报信息，并且以专家自居。最终，公安机关发现其不过是武汉的一个小职员。

然而，另一方面，汶川某女孩在论坛上发布的关于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直升机降落的信息，则在被大家传阅了不久以后，就得到了军队真正的利用，为汶川的救灾贡献了力量。同时，《南方周末》的一系列文章也让大家了解到了地震后面真正残酷的人性。

信息的爆炸和个人作为传媒中介成为了这次地震信息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大到官方的各种网站，小到每个人的博客，都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这场灾难。

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些信息？如何去辨别真假？权威信息怎么发布？非权威信息怎么发布？言论一旦自由以后，人的行为约束在什么地方？

在已经无法做到绝对的“一言堂”的情况下，记者和媒体的职业道德如何保证。媒体监督了政府，那么谁去监督媒体呢？

这些抽象的问题，已经在地震后的报道中得到了充分的放大，以至于我们必须要理性地思考，怎么对待信息。

有人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是，有时候，辩论需要成本。查明也需要成本。李承鹏的朋友们耗费了汽油、精力和时间查证了虚伪的信息，却找不到谁来为此负责。而这又耽误了本该真正需要这些物资的灾民。

平时，我们可能很随意，网络成为了各种言论各种情绪的发泄场，然而到了关键时候，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不是也是一种犯罪呢？

可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像汶川女孩这样的案例。丢失那样的信息也是一种犯罪。

网络已经不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自由天堂，网络一样也是一个社会。社会就需要秩序。

我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对待信息的传播和发布，我们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做。

关于捐款

正在学期结束之际，家乡成都附近发生惨烈的地震。最近几天基本上什么事情都没干，就在不停地了解当地的一些信息。

这次地震，伤亡数量之多，救援难度之大，都让人无不揪心。同时，政府的应急能力增强，解放军的英勇，又不得不让人钦佩。然而，今天发生的关于捐款的两件小事却让我想讨论一下捐款的方方面面。

有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秋季要来我们学校，发邮件给中国学生会主席，质疑一个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为什么捐款才那么一点。这是其中的一件事。

另一件事，是我注意到，新浪网上公布的捐款数据是已经达到了8.77亿元人民币。

这两件事情让我，一个学生，又重新思考起我们为什么要捐款这一基本话题来。当然，我们捐款的目的是希望救助对象能够通过捐款改善现有的生活状态。我记得，从小学起，我们就为形形色色的名目捐过款。有希望工程，有抗洪抢险，有得绝症的学生。几乎每次捐款，我都积极参与。记得在化大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有一群学生在食堂面前宣传一个研究生同学得了绝症，家庭又困难，当时想都没怎么想就捐了50元（尽管并不多）。

但是，每次捐完款，我都非常想知道，我捐的款到底有没有落实到灾民手里？用了多少？效果是什么？然而，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十分困难的。抗洪救灾，希望工程都过于遥远。就连我身边的那位得绝症的研究生有没有得到最终的救治我都无从知道。

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健全的慈善捐款的发放和监督机制。比方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公布希望工程捐款的总额度和使用额度？建造了多少希望小学？这些希望小学解决了多少儿童的学习问题？还有多少儿童需要解决？有这些数据吗？当我们去捐款的时候，有没有人敢出来为捐款人负责任地说，你这笔款将会在多久后查看到具体的使用信息？没有。

灾区其实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物资。就拿这次四川地震来说，目前灾区最需要的是医疗设备和药品，以及基本的食物和水。如果捐赠金钱，要需要变换成相应的物资才能够在灾区使用，这道转换的陈本和时间都是难以估计的。当然有人会说，那这些资金用于灾后重建也是不错的。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些捐赠的钱列入地方财政的财政报表了吗？有没有跟踪机制？目前，我觉得没有答案。

除了捐款的监督机制本身以外，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就像有人可以借战争发财牟利以外，灾害，也可以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和手段。98年大洪水的时候，我还清晰地记得抗震救灾表演的时候，那么多企业拿着人一样高的牌子在那里宣称捐赠了多少钱。然而，事后有报道说，其实不少金额根本没有兑现，甚至有一些企业完全没有真正捐赠。然而，在众人目光下，举着牌子就达到了应得众人称赞和为企业扬名的目的，这着实很不错。于是，捐款的金额就像拍卖的行情一样，一路看涨。前几天，有人说，刘德华一个人才捐10万，太少了。这是真心，因为都是自己挣的血汗钱。有企业一捐就是几千万，让人一方面惊叹，一方面又怀疑。相比之下，这次，蒙牛捐赠牛奶，杉杉捐赠大衣，则显得朴实和实用得多。

在灾害面前，我提倡捐赠物品，我希望能够有健全的从捐款到物品转换的机制和机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地方捐赠已经变味， 比如，不少地方明确表示不收物品，只收捐款。不少地方还表示，如果是物品，只需要新的，旧的一概不要。这其实都非常不健康。

看到今天的8亿数字，我觉得大家在兴奋之余，也一定要有一个担忧。发改委拨款支援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现在是3亿。而捐款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这笔钱怎么用？谁来管？怎么统筹？红十字基金会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不太可能），还是非政府组织？编制多少？人员的薪酬怎么计算？哪些财务信息公开？如果这些问题均无法回答，我担心那8亿元的一部分会成为某些人发财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借助灾害，也许我们不仅仅能够团结人心，还能够更新和完善我们的慈善机构和慈善公益事业的机制。而这些，远远比我们现在的一时热血沸腾重要。

成都，一座不敢来的城市？

最近听闻靠近成都的彭州因为有“大项目”上马，不少成都市民都义愤填膺，打算学习厦门市民去年“散步”的经验。

我虽然现在在海外学习，但我在成都生活了18年，我父母亲戚朋友大多数现在都还在成都生活。对于有污染的化工项目，当然是最好不要建在城市附近。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坐下来好好想想？

有人说，成都以后就没法居住了。有人说，这个项目上马就居家搬迁。也有人说，这个项目一旦上马，今后成都的癌症发病率要增加几倍。有人说，这样的项目只能建设在城市一百公里以外。
但是，化工项目是国家工业的基础，虽然乙烯项目不直接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想关，但是和纺织、汽车、建材工业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为了不污染，我们为了某些人宣扬的“环保”，那我们这些工业如何发展？人们不能说一方面大幅度消费这些工业，而却不允许这些工业的原材料工业存在。这不符合常理。

实际上，兰州、上海、厦门（是的，不要惊奇）和天津都有专门的化工工业区。同时，化工项目的规模也是衡量国家工业水平的一个标杆。德国莱茵河畔也有成群的化工工业区，也曾经污染过，但是现在整治能力高了，也就能够在环保和经济效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了。所以，我们不能说为了不污染而不去发展，我相信现在的整治水平也是能够保证的“环保”要求的。

当然，这仅仅是老生常谈。有人会很不以为然。我想要说的是，其实抵制的后面可能有更加“自私”的心态。彭州我去过几次，虽然这几年变化快，但广大地区仍然贫穷。一个化工工业带来的GDP，可能有人觉得无所谓，但是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地区来说，是非常可观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山清水秀固然好。但是山清水秀没法带给那里世世代代生存的人们实际的好处。一个大型项目，带来了相关工业发展的可能，带来了就业率，这些好处为什么有人不去思考呢？如果这个项目不上马，那些叫嚣环保的人能否提供出替代的方案呢？

你不能说，你自己坐在成都的茶铺里面，喝着悠闲的茶水，享受着富裕自在的生活，却要求相对贫困的地区为了你的呼吸来买单。有些人的思路是，我平时要享受一切现代化的好处，车子，房子（建材），但是如果有什么影响了我的生活，我是不答应的。城市周围最好都是原始森林，那里的居民最好保持所谓的“原生态”。这是一种打着“环保”、“道义”的“自私”心态。

化工项目的环保评估报告，有多少想去散步的人真正看得懂？抑或看过？

我建议大家看看这个，http://news.sina.com.cn/c/2007-09-27/165713986641.shtml。实际上，“有人欢迎化工企业来污染”的说法，一些“城里人”显然不可接受。但是我认为，这的确是可能的。有人说，我们要可持续发展。是的，彭州的贫困居民们，已经可持续地“贫穷”了很久。现在，也许是一个机会让大家有改变了。

所以，我还是欢迎大家去我的故乡成都。我也坚信我的父母和朋友的生活不会因为这个化工项目的存在而改变多少。

（注意，我反对不加限制地环境污染，但是我也反对打着“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道义”大旗，去干一些自私的事情）

计算机竞赛的岁月

最近看到化工大学的ACM小组蓬勃发展，不尽让我回忆起了我参加计算机编程比赛的那些岁月。
大概还是1995年左右，我参加了我所在小学的计算机竞赛兴趣小组，使用LOGO语言进行计算机画图。当时的环境是中华学习机，一种功能非常简单的计算机。那个兴趣小组大概有10人左右，每周进行一次活动。指导老师是我们小学的计算机老师。LOGO语言本身并不是很难的语言，但是却培养了不少基本的编程思想，比如我第一次知道了，如果画完一个图形，马上擦除，再画另一个图形，就会产生类似动画的效果。

在中华学习机上进行编程有不小的挑战。因为CPU的原因，不少复杂的图形必须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绘制完毕。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羡慕据指导老师所拥有的那台386PC。进行计算机作图，首要想好的就是坐标系的问题。每次作图前，都要仔细把整个作图过程想明白，并且要转换到LOGO的坐标系里。相比今天的画图软件，可以很容易知道所作的图形效果，编程作图更需要抽象的想象能力。

1996年，家里有了一台486，使用LOGO作图再也没有“乌龟爬行”的感觉了。当年我参加了成都市的LOGO编程比赛，没有获得任何名次。

1997年，我上初中，参加了初中的计算机兴趣小组。因为初中和成都七中的附属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是来自成都七中的大张老师（因为还有一个小张老师）。学习编程的环境从LOGO转换成了Pascal。每周，我们兴趣小组都要去成都七中参加活动和培训。也就是大约那个时候，“递归”、“回溯”、“动态规划”和“剪枝”这些今天依然是我学习核心的词汇进入了我的脑海。1998年和1999年，我连续两年参加了省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并于1999年得了省三等奖，尽管并不是什么很好的名次，不过也是第一次让我感到我真正喜欢严肃的计算机科学。

2000年，我进入了成都七中。那里的兴趣小组云集了不少实力不俗的同学。2000年和2001年，我连续两年获得省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二等奖。尽管2002年我很有可能有所进步，但是终因为其他的种种原因，我并没有参加那年的比赛。当时小组里的好些人如今都还在继续深造。史歌后来去了清华如今在UIUC，邓晴源去了北理工现在在Rutgers，郑炎在清华读博士。

2003年，高考让我进入了北京化工大学。因为学科的缘故，当时北化并没有参与到大学生的ACM程序设计比赛中。我向系里面老师表达了希望能够参加这个比赛的愿望。当时我的班主任韩阳告诉我，系里面有这个计划，可能第二年就会参加。后来，因为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学生网络中心（SNC）中，竞赛的事情也就没有提及了。2004年秋季，一个偶然的电话，班主任告诉我第二天要进行ACM北京赛区的预赛，让我到东区参赛。尽管已经有大约3年时间没有认真准备过竞赛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准备第二天一早就从北区赶往东区。第二天早上，尽管我7就从学校出发，但是哪知中途碰上了八达岭高速堵车，只能在小营附近下车，徒步走了两三站，才赶上了去马甸的另一个公交车。最终到东区之后已经晚了10多分钟。那次是化工大学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老师和同学都经验不足。当时也没有组队，就是大家齐心协力看能做出多少题。最终，我们只解决了八个题目里的三个，其中有一题是我做出来的。第二年，2005年的秋季就不一样了，我们年级已经搬到了东区，并且那次是第一次正式经过组队参加比赛。当时我和屠乐奇、岳野的地队伍在比赛中发挥差强人意，最终并没有被选中去参加北京区的复赛。原因之一是，我们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和磨合，而这两点对于参加ACM来说都非常重要。2005年的那次比赛，成为了我最后一次参加的计算机竞赛。

3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如今我在美国攻读博士研究生，正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其中有一个科目叫“算法设计与分析”，核心内容就是我11年前听说的那些词汇。而参加竞赛这么些年学会的算法不断出现在计算机科学的各个领域。今天，我欣然发现，化工大学的ACM兴趣小组正蓬勃发展。现在不仅有了一批喜好这方面的学生，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训练平台，每个月有月赛，大家交流解题心得，有研究生组织。这些仅仅发生在2004年后不到5年的时间。我有时感概我自己没有赶上这样的机遇，然而这正表明了我们的进步。

借此文来怀念那些指引我走向计算机科学研究道路的岁月和朋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