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竞赛的岁月

最近看到化工大学的ACM小组蓬勃发展，不尽让我回忆起了我参加计算机编程比赛的那些岁月。
大概还是1995年左右，我参加了我所在小学的计算机竞赛兴趣小组，使用LOGO语言进行计算机画图。当时的环境是中华学习机，一种功能非常简单的计算机。那个兴趣小组大概有10人左右，每周进行一次活动。指导老师是我们小学的计算机老师。LOGO语言本身并不是很难的语言，但是却培养了不少基本的编程思想，比如我第一次知道了，如果画完一个图形，马上擦除，再画另一个图形，就会产生类似动画的效果。

在中华学习机上进行编程有不小的挑战。因为CPU的原因，不少复杂的图形必须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绘制完毕。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羡慕据指导老师所拥有的那台386PC。进行计算机作图，首要想好的就是坐标系的问题。每次作图前，都要仔细把整个作图过程想明白，并且要转换到LOGO的坐标系里。相比今天的画图软件，可以很容易知道所作的图形效果，编程作图更需要抽象的想象能力。

1996年，家里有了一台486，使用LOGO作图再也没有“乌龟爬行”的感觉了。当年我参加了成都市的LOGO编程比赛，没有获得任何名次。

1997年，我上初中，参加了初中的计算机兴趣小组。因为初中和成都七中的附属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是来自成都七中的大张老师（因为还有一个小张老师）。学习编程的环境从LOGO转换成了Pascal。每周，我们兴趣小组都要去成都七中参加活动和培训。也就是大约那个时候，“递归”、“回溯”、“动态规划”和“剪枝”这些今天依然是我学习核心的词汇进入了我的脑海。1998年和1999年，我连续两年参加了省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并于1999年得了省三等奖，尽管并不是什么很好的名次，不过也是第一次让我感到我真正喜欢严肃的计算机科学。

2000年，我进入了成都七中。那里的兴趣小组云集了不少实力不俗的同学。2000年和2001年，我连续两年获得省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二等奖。尽管2002年我很有可能有所进步，但是终因为其他的种种原因，我并没有参加那年的比赛。当时小组里的好些人如今都还在继续深造。史歌后来去了清华如今在UIUC，邓晴源去了北理工现在在Rutgers，郑炎在清华读博士。

2003年，高考让我进入了北京化工大学。因为学科的缘故，当时北化并没有参与到大学生的ACM程序设计比赛中。我向系里面老师表达了希望能够参加这个比赛的愿望。当时我的班主任韩阳告诉我，系里面有这个计划，可能第二年就会参加。后来，因为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学生网络中心（SNC）中，竞赛的事情也就没有提及了。2004年秋季，一个偶然的电话，班主任告诉我第二天要进行ACM北京赛区的预赛，让我到东区参赛。尽管已经有大约3年时间没有认真准备过竞赛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准备第二天一早就从北区赶往东区。第二天早上，尽管我7就从学校出发，但是哪知中途碰上了八达岭高速堵车，只能在小营附近下车，徒步走了两三站，才赶上了去马甸的另一个公交车。最终到东区之后已经晚了10多分钟。那次是化工大学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老师和同学都经验不足。当时也没有组队，就是大家齐心协力看能做出多少题。最终，我们只解决了八个题目里的三个，其中有一题是我做出来的。第二年，2005年的秋季就不一样了，我们年级已经搬到了东区，并且那次是第一次正式经过组队参加比赛。当时我和屠乐奇、岳野的地队伍在比赛中发挥差强人意，最终并没有被选中去参加北京区的复赛。原因之一是，我们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和磨合，而这两点对于参加ACM来说都非常重要。2005年的那次比赛，成为了我最后一次参加的计算机竞赛。

3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如今我在美国攻读博士研究生，正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其中有一个科目叫“算法设计与分析”，核心内容就是我11年前听说的那些词汇。而参加竞赛这么些年学会的算法不断出现在计算机科学的各个领域。今天，我欣然发现，化工大学的ACM兴趣小组正蓬勃发展。现在不仅有了一批喜好这方面的学生，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训练平台，每个月有月赛，大家交流解题心得，有研究生组织。这些仅仅发生在2004年后不到5年的时间。我有时感概我自己没有赶上这样的机遇，然而这正表明了我们的进步。

借此文来怀念那些指引我走向计算机科学研究道路的岁月和朋友、老师。

答碎石子问兼再次谈教育

以下是碎石子同学在我曾经引发矛盾的“教育杂感”之后发表的评论。多说一句，不像有一些人，碎石子同学才是真正抓住了讨论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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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否认国际交流的重要性，只是有一个问题疑惑我好久，我想问一下，在第一个先进的大学成为先进大学之前，她是看过哪个大学的运转，学习过哪个大学才成为先进大学的？据我所知一些国际学术界的规则制定都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以发达国家的情况为依据制定的，不发达国家在接轨时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平等或者不适合，面对如此情况又怎么办呢？另外，你是学计算机的，计算机科学是无国界，无文化区别的，所以到最先进的地方自然可以学到最先进的技术，但是我是学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一个文化背景中学到的东西到另一个文化背景有可能没有办法应用。不过，学计算机的也有担忧，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美国学的是最最先进的技术，可是如果你回到了国内时却发现，目前技术应用水平落后于你所学的先进技术的十年甚至二十年，你会不会觉得很郁闷呢？（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应该会有这种可能性）最后，我觉得先进的固然是好的，但是一味的模仿先进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也是不行的，凡是有名的大学，都是有自己的特色。
学习先进是不错，但还很关键的一点是要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优秀品质和特点。这只是我的一点点疑惑，拿出来讨论一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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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子同学谈的其实就是一个如何“洋为中用”，如何去“拿来主义”的问题。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如何去填补中西方现行制度之间的鸿沟或者说是矛盾的问题。慢慢细细展开说，恐怕这个话题够写一本书。我只想说说一些直观的想法。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想西方学习，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
你说的先进大学之间的学习，那是制度。你说的我学习的计算机的东西，那是知识、理论。你说的不要一味模仿，要有自己的特色，我想，那是指的是文化。那么，这三样东西，是不是一定要学，如果要学，怎么学？这个问题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
关于计算机的问题，我想，可能一下解释不太清楚，碎石子，你是学教育学的，那么我就来谈谈我对美国大学教育的一些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由此来看刚才我提出的三个问题“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
先说说总体的感觉，美国大学和国内大学相比，似乎教学更有效率，似乎学生更加主动积极，似乎学习气氛更加浓厚，似乎科研氛围更加友好，似乎师生关系更加融洽，等等。注意，我说的是“似乎”。我为什么要说“似乎”是因为这些都是表象。表象下面的是“行为”。那么，为了达到这些表象，我们是不是要去模仿导致那些表象的行为呢？
举一个例子。我所在的大学，为了鼓励大家看论文和科研，所有的打印机打印任何页数的资料都是免费的。好了，我可以说，这个服务让我的学习更有效率，让我更爱看论文，让我更愿意去钻研了。但是，是不是让国内大学的所有打印机都免费打印任意页数的资料，于是国内的同学们就更有效率，就更爱看论文，就更喜欢钻研了呢？我看未必。所以，简单的把一些“行为”复制到国内是肯定达不到所设想的效果的。而我们有时候在学习的时候恰恰就犯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是不鼓励直接学习表象下面的“行为”的。因为大多数行为都有很强的“地域限制”。说白了，就是不可复制的经验。还拿“免费打印”来说，其实每个学生开学的时候都交了所谓的“科技费”150美元，所以，实际上的免费其实是不免费的。当然，有人在打印机上打印书籍，联想到一本书可能都有150美元那么贵，所以，交的那个“科技费”似乎还是很划算的。只是，150美元是美国的价格，如果让中国的大学生交给学校一笔可以让他们能够免费打印的钱（我估算一下，好歹也得1000多人民币），这肯定是不可行的。
好了，“行为”之后是什么？我认为是“规则”和“动机”。两者是互相作用的。“规则”是比“制度”要小的概念，是一种“指令”性质的东西。“动机”则是人的一种意愿。这里，就是最模糊的地方。有时候，一种表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规则”也可能是因为“动机”。
举一个例子，我一直在当助教。因为我有国内本科教育的经验，所以我一直都很想知道，美国学生如何对待平时作业。因为国内的作业抄袭现象非常严重，于是我就很想知道美国学生是否抄袭。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学生很少抄袭，或者说基本没有人抄袭。考试也没有人作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就会发现，情况很复杂。就我所在的学校而言，抄袭或者是作弊，都要受到非常严肃的处理。所以，学生不愿意去抄袭，很有可能是因为不想受到处理，而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有人可能要问我，我怎么知道的。是的，我要批改作业，我当然看得出来作业之间雷同的地方。当然，美国学生可能不会直接互相“引用”。那么，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来美国之前，我一直都很好奇，美国学生以团队协作能力强而号称，我真的想看看他们是如何运作的。而在我当了助教之后，我发现，很多美国学生选择在一起做作业，一起学习。晚上图书馆，到处都会出现一个一个小团体的身影。当然，我不能说大家都在“抄”作业。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抄”，因为一个团队是最终会把作业给做出来的。而后，每个人回去再把自己的一些改动写在上面就行了。我这里说的不是说，每一份作业都是这么做出来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不少作业是这么做出来的。因为我亲耳听到了好几次。当然，美国学生还是很精明的，知道作业是一回事情，考试还是需要自己做，所以，作业肯定要弄懂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这里想说的是，美国学校的抄袭问题其实没那么简单，并不能简单地说，没人抄作业是因为大家觉悟高（“动机”），也不能说没人抄作业是学校的处理很严重（“制度”），更不能说美国学生都是一起做作业，于是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显然不是那么回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看，小小一个“抄袭”的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理清楚的。
好了，那么为了杜绝“抄袭”，我们第一，没法寄希望于学生完全自觉，第二，也不能单单靠学校的制度，第三，更没法杜绝“团队合作”。这也就解释了，就一个问题，引进“规则”，依靠“动机”，有时候并不能奏效的原因。
那么，“行为”不要学，“规则”、“动机”不好学，那么学什么？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要把表象背后的东西单独抽出来是不太好学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学习的，那就是“规则”、“动机”和“行为”之间作用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学习，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别人是怎么运用“规则”，怎么调动“动机”，怎么去修正“行为”的。说白了，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是那个“过程”。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动态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死板的“规则”和静态的“行为”，更不是说不清楚的“动机”。
对于“抄袭”而言，我们应该去追究，美国学校为了杜绝“抄袭”所做了哪些努力，这些努力有没有效果，为什么要做这些努力。制度，好，这个制度的意义是什么。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反对意见。是普遍的制度吗，还是一个或者几个学校的制度。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学习的。
今天，我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大家关于这个话题的思考。也感谢碎石子同学在我的博客上的留言。

Van Cliburn之声

范 克莱本，一个传奇的名字。1958年，前苏联组织第一个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当时正值冷战，范克莱本参赛成为了美苏之间的一次令人关注的对话。最终，凭借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出色的表现，组织者决定把头奖颁发给范克莱本。但是，为了争得同意，评委把意见通报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问道：“他真的那么出色的吗？”，当得到回答之后，赫鲁晓夫欣然地回答说：“那就把头奖给他吧！”，于是，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的第一个头奖被一个美国人夺得。这个使得当时整个美国都沸腾了。范克莱本成为了英雄。

尽管范克莱本在得奖后的岁月里很可惜地没有成为真正的一代钢琴大师，但是他仍然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优秀的录音。比如这张CD，内含舒曼的《钢琴协奏曲》和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和莱纳合作，乐团是芝加哥交响乐团，录音时间是1960年和1961年。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声音依然那么清晰。范克莱本的舒曼激情而有魅力。我一直觉得有一些音乐必须要年轻人来诠释，舒曼和肖邦就是这样的音乐。特别是舒曼的这首钢琴协奏曲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范克莱本抓住了每一个流畅的瞬间。特别是最后一个乐章，简直就是舞蹈的狂欢。
莱纳调教下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当时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乐团，音色闪耀着湛湛的金色。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一直以来都是成熟钢琴家的试金石，有时候容易演奏得过于繁重。但是范克来的诠释信手拈来，动情处轻盈点睛，丝丝话语。

很可惜，1978年之后，范克莱本就结束了商业演奏和唱片录制生涯。

他是否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钱颖一有两份主页：

http://www.sem.tsinghua.edu.cn/homepage/viewTeacherPage.do?id=6625

http://elsa.berkeley.edu/~yqian/bioqian.chinese.html

他在中国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他在美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不过，让人觉得“捉摸不透”的是，他在伯克利主页上任何一个页面都没有提及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这一非常“荣耀”的职务。

从http://elsa.berkeley.edu/econ/faculty/oh.shtml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钱颖一在上个学期（Fall 2007）每周三都要在伯克利有固定的Office Hour。而钱颖一至少在已经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之后的Spring 2007学期，还在伯克利上了Comparative Economics Seminar 这门课。
下面是我的问题：
1. 钱颖一为什么不在伯克利的自己的页面任何一处提及自己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这一职务？
2. 美国大学是否允许自己教授在别的学校“兼职”当院长？我听说过兼职讲课的，没听说过兼职当院长的。
3. 如果钱颖一已经从伯克利的全职教授，变成客座或者是兼职教授，伯克利的网页会很快显示出来。可事实却是没有。更不可思议的是，上个学期钱颖一Office Hour是怎么处理的呢。

好了，不用绕弯子了。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先不说钱颖一本人有没有错（其实，我倒还是偏向其本人并不是始作俑者），清华大学为什么要这么一个根本就不太可能管理学院事务的院长呢？为什么不管叫“名誉院长”呢？不过，联想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院院长是朱镕基，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这种国内看来很普遍的“到处兼职”的情况（数数大多数所谓的专家或者权威的头衔），在美国一些严肃的大学，特别是好大学，似乎没法行得通。这也恐怕就是钱颖一不管说自己是清华的院长的原因。如果让别人知道了，恐怕非但不会让钱颖一觉得骄傲，只怕会影响他在伯克利的位置，而这个才可能是他真正最在意的。

来自联想的曹工程师答复

关于Think笔记本的一些问题，来自联想的曹工程师表现得很关注，以下是他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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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用Think的我的同学
嘿嘿，首先问你是美国买的机器还是中国的？
美国的很抱歉，联想公司的政策是不提供对境外机器的电话技术支持，如果是国内的，那么很庆幸，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间里拨打800－990－8888咨询官方的技术方案~！

说来是这样的，你说的找不到硬盘，是SATA接口所致，只要在BIOS中的Config选项中将Serial ATA选项下的AHCI状态切换到Compatibility下，就可以直接安装XP。
再有，在Vista下其实是可以分区的，只不过目前没什么可用的分区软件，也就只能局限于Vista自带的磁盘管理功能，将C盘限制在总共可用空间的55%左右……事实上，这并不是联想公司的技术制约，而相对地，是掣肘于Vista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键恢复功能是基于PE而创建，里面的选项其中有一项功能就是让客户选项“恢复全部出厂设置”和“恢复到定制出厂设置”，而在定制状态下，用户完全可以放弃原厂自带的90天试用Norton及一些ThinkVantage Technology软件。直接恢复到一个只有Vista及硬件相关驱动的相对纯净系统。

另，Rescue 'n' Recovery功能并不限制一定要将备份创建在第二块硬盘或光盘上，用户可以将备份直接放到本机的硬盘，只要确认备份不被人为破坏，一键恢复时还可以选择将机器恢复到一个备份的状态，而不是到出厂。即使从最近的备份时间点到现在，用户仍在机器里创建了新的个人数据，而没有有效的备份手段，PE的界面也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以将硬盘中的数据备份到USB存储设备。

再者说，Vista下的ThinkVantage程序组中，利用强大的Create Recovery Media软件，可以将Vista及相关的恢复功能以光盘的形式导出，这样用户可以自行安装需要的操作系统。并到联想的英文网站下载对应系统的驱动。

我相信，大部分Think产品的用户也只是像我没有进入联想前一样，对原IBM的笔记本只有一个“可靠”的印象，可是，做为一个高端商用笔记本的表率，Think提供给客户的并不是物理碰撞方面的经得起考验，当你体验了Client Security Solution，Rescue 'n' Recovery及最最简单的Access Connections等等随机软件后，方能能体验到一款成功的产品并不只是硬件层面那么简单的东西，Think提供的，是一套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越是使用，越是会发觉一款产品的不简单！
思考向前，不只15年，纵观一路走来的Think，价格在降低，市场在扩大，我们的需求重点，已经从以前的产品去了解客户，转移到了现在的客户去了解产品……
无奈说明书写得实在太敷衍，国内的用户很幸运还有800热线，国外的，就只能交出那$99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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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工程师的答复我还是很满意的。起码有一些说法。只是有一些问题我还是想拿出来探讨一下。

首先，调整BIOS设置。这似乎没什么说的，但是为什么不把这个设置放在默认的位置呢？让普通用户去调整BIOS，很危险。

Vista底下有分区软件，而且还是可以分区的。比如我的Dell笔记本就可以无障碍把C盘分到20G一下（总大小为120G）。

人人都知道可以把备份信息放到硬盘上。但是如果硬盘没有分区，那么备份的信息也就算是白费了。总的说来，要备份，在没有第二存储介质的情况下，首先要分区。

IBM自带的一系列软件自然是功能强大的。但是我的疑问是，究竟有多少用户能够用到多少功能。同时，如果所有的软件都启动的话，特别是随着开机启动的话，系统性能究竟如何。

总而言之，我对现在的这种“一键恢复”的设计持保留意见。本来为了方便普通用户的设计初衷，结果弄来得却是无限的麻烦。

我不明白“一键恢复”

最近在尝试给一个新的IBM电脑装系统，出现了我很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IBM “一键恢复"的设计原则的问题。

让我来重现一下这个问题，IBM的笔记本电脑出厂的时候，硬盘是没有分区的。默认状况下，只有一个逻辑分区和一个隐藏分区。同时，IBM有一个“一键恢复”按钮能够把系统恢复到出厂状态。好了，现在有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一键恢复”没有分区功能。其次，如果打算直接通过使用光盘重装系统的方式来重新分区，系统光盘将不能识别硬盘。第三，使用分区软件可以实现部分分区功能，但是各个区的大小并不能自由调整。第四，默认的“一键恢复”会安装一个系统，里面充满了各种不知道用途的软件，或者说，那些软件的用途用户并不一定马上就能弄清楚，包括一个非常简单版本但依然大吃内存的Norton杀毒软件。

上网一查，到处充满了解决在保存“一键恢复”所依靠的隐藏分区的同时下进行分区的文章和怎么删除那个隐藏分区的文章和在删除了那个隐藏分区之后如何又恢复那个隐藏分区的文章。是不是有一点混乱？

再提示一条，在美国，咨询联想笔记本如何分区，要收99美元的额外费用。

好了，现在我来说说我的感受。首先，我尽量理性的分析IBM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个“一键恢复”功能。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极大方便用户恢复系统，特别是对于一般用户而言，通过光盘安装系统及驱动程序，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

然而，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里面就不能内置分区的功能，并且还要为系统分区设置重重障碍。

有人说，硬盘其实可以不分区，因为可以随时恢复系统。这其实是自欺欺人。首先，用户肯定不想每次恢复系统的同时，自己的用户数据全部消失。同时，IBM备份系统或者用户数据的时候，照样还需要另外的存储介质（第二块硬盘或者是USB或者是光盘）。而能把备份信息放在另外一个逻辑分区，要远比放在USB或者光盘上方便快捷很多。

其次，对于“能够分区”而言，是的，我可以去分区。但是我必须忍受一个120G的硬盘，C盘必须维持70G。任何把C盘调整到70G以下的操作都会失败。我真的想不出来，为什么要强行要求C盘至少有70G。

还有，我知道“一键恢复”很有用。但是，为什么不能够从光盘重装系统呢？安装盘不能识别硬盘，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最后，恢复一个干净的系统，这应该是用户想要的结果。强行安装上一大堆软件，系统性能在安装之初就严重降低，特别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上非常消耗内存资源的Norton软件，真不知道IBM为客户着想的心态是怎么回事。

我调查了一下周围好几个用IBM的人，都说一开始尝试去分区。最终，有人放弃了。有人把隐藏分区破坏了。有人只有两个区。这算是什么设计。

注意，我没有否定IBM的笔记本电脑其他方面的设计。我仅仅是说，这个“一键恢复”是我最不能理解的系统设计了。

从把水倒在电脑上说起

前不久，身边的人把水倒在了笔记本电脑上，电脑自然就报废了。一般大家遇到这类的事情，马上就容易想到“怎么那么不小心呢”。是啊，但是在不小心之前，是不是首先要问“一杯水怎么会在电器附近出现呢？”

如果能够杜绝一杯水在电器附近出现，那么因为水而使电器报废的几率就大大降低，甚至可以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毕竟，拿着水在电器面前走来走去，谁能够保证说那杯水一定不会被打翻呢？

有时候，不是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事情的结果，而是制度决定了事情的结果。杜绝液体出现在电器附近就是制度，就一定可以杜绝因为液体使得电器报废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说起整个事情呢？实际上，我发现，很多事情在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的原因，并不是美国人和中国人素质的差别，而是制度导致了最终的差别。这里的制度有小的条款，还有一些大的制度，比如学术制度，社会制度。

不少人常常说美国的汽车喜欢在十字路口给行人让路。其实，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背后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汽车交通规则对这件事情的影响。首先说，美国大多数路口的四个方向都有红色的“Stop”标志。这个标志是强制的刹车标志。所谓强制的意思就是，不管有什么情况都必须停下来，然后重新启动。所以，在这些路口，行人过街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因为有强制的停车标志。从极端的意义上理解，并不是说美国人素质有多高，而是交通法规规定了汽车必须这么做。而结果之一就是行人过马路很方便。当然，最根本的结果其实并不是行人的问题，因为很多路口没有红绿灯，所以四个方向的车辆停下来之后，有助于司机判断，从而最可靠的经过路口，这才是在路口停车的目的。

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素质高”，就停车这个问题而言，我观察过，在行人比较多的路口，很多司机的选择是让过几个行人之后，然后就迅速启动经过，以避免让过多的行人。没有人会傻到停在那里，让过所有的行人。有人说国内的司机素质不高，其实国内不太让行人很多时候都是无奈的选择。相信没有人愿意在王府井或者西单去选择让行人。

再比如美国教授的Tenure制度可以督促新的老师在学校勤奋工作，这也造成了表面的结果，那就是很多老师很拼命，不少国人就拿这个和国内的老师相比，其实我相信国内要是有相同的制度，不少老师也会努力干活的。这和个人的意愿关系不大，制度就是这样的，除非你不想干，否则那只能拼命。

说了那么多，很多人可能会说，那么这不简单了，只要把一些制度引进到国内，很多事情不就解决了。可是，制度和产生这个制度的环境有很紧密的联系。而且，只要是制度，那就有其不完备的一面。对于第一点，很容易理解，刚才说的路口停车制度就不那么容易引进到中国，国内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其他方面入手。而对于第二点，可能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我就认为茫然引进Tenure制度就不能解决国内大学老师工作的动力问题。因为美国的Tenure制度和科研制度和学术的其他制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一方面单独引进Tenure制度很容易就水土不服，更重要的是，Tenure制度本身还有着一些局限性。比方说，对于已经拿到Tenure的教授来说，如何来监督这些人的工作能力呢？是否有很多年之后，对Tenure的重新评定呢？那么拿到Tenure的人了是不是就是金饭碗了呢？根据我的经验是，拿到Tenure教授的课居然有些真的就不如还在为Tenure奋斗的年轻教授。这不能不说有一些制度上深层次的原因。

水倒在电脑上面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方法去避免这样的事情二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