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碎石子问兼再次谈教育

以下是碎石子同学在我曾经引发矛盾的“教育杂感”之后发表的评论。多说一句，不像有一些人，碎石子同学才是真正抓住了讨论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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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否认国际交流的重要性，只是有一个问题疑惑我好久，我想问一下，在第一个先进的大学成为先进大学之前，她是看过哪个大学的运转，学习过哪个大学才成为先进大学的？据我所知一些国际学术界的规则制定都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以发达国家的情况为依据制定的，不发达国家在接轨时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平等或者不适合，面对如此情况又怎么办呢？另外，你是学计算机的，计算机科学是无国界，无文化区别的，所以到最先进的地方自然可以学到最先进的技术，但是我是学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一个文化背景中学到的东西到另一个文化背景有可能没有办法应用。不过，学计算机的也有担忧，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美国学的是最最先进的技术，可是如果你回到了国内时却发现，目前技术应用水平落后于你所学的先进技术的十年甚至二十年，你会不会觉得很郁闷呢？（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应该会有这种可能性）最后，我觉得先进的固然是好的，但是一味的模仿先进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也是不行的，凡是有名的大学，都是有自己的特色。
学习先进是不错，但还很关键的一点是要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优秀品质和特点。这只是我的一点点疑惑，拿出来讨论一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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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子同学谈的其实就是一个如何“洋为中用”，如何去“拿来主义”的问题。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如何去填补中西方现行制度之间的鸿沟或者说是矛盾的问题。慢慢细细展开说，恐怕这个话题够写一本书。我只想说说一些直观的想法。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想西方学习，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
你说的先进大学之间的学习，那是制度。你说的我学习的计算机的东西，那是知识、理论。你说的不要一味模仿，要有自己的特色，我想，那是指的是文化。那么，这三样东西，是不是一定要学，如果要学，怎么学？这个问题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
关于计算机的问题，我想，可能一下解释不太清楚，碎石子，你是学教育学的，那么我就来谈谈我对美国大学教育的一些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由此来看刚才我提出的三个问题“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
先说说总体的感觉，美国大学和国内大学相比，似乎教学更有效率，似乎学生更加主动积极，似乎学习气氛更加浓厚，似乎科研氛围更加友好，似乎师生关系更加融洽，等等。注意，我说的是“似乎”。我为什么要说“似乎”是因为这些都是表象。表象下面的是“行为”。那么，为了达到这些表象，我们是不是要去模仿导致那些表象的行为呢？
举一个例子。我所在的大学，为了鼓励大家看论文和科研，所有的打印机打印任何页数的资料都是免费的。好了，我可以说，这个服务让我的学习更有效率，让我更爱看论文，让我更愿意去钻研了。但是，是不是让国内大学的所有打印机都免费打印任意页数的资料，于是国内的同学们就更有效率，就更爱看论文，就更喜欢钻研了呢？我看未必。所以，简单的把一些“行为”复制到国内是肯定达不到所设想的效果的。而我们有时候在学习的时候恰恰就犯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是不鼓励直接学习表象下面的“行为”的。因为大多数行为都有很强的“地域限制”。说白了，就是不可复制的经验。还拿“免费打印”来说，其实每个学生开学的时候都交了所谓的“科技费”150美元，所以，实际上的免费其实是不免费的。当然，有人在打印机上打印书籍，联想到一本书可能都有150美元那么贵，所以，交的那个“科技费”似乎还是很划算的。只是，150美元是美国的价格，如果让中国的大学生交给学校一笔可以让他们能够免费打印的钱（我估算一下，好歹也得1000多人民币），这肯定是不可行的。
好了，“行为”之后是什么？我认为是“规则”和“动机”。两者是互相作用的。“规则”是比“制度”要小的概念，是一种“指令”性质的东西。“动机”则是人的一种意愿。这里，就是最模糊的地方。有时候，一种表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规则”也可能是因为“动机”。
举一个例子，我一直在当助教。因为我有国内本科教育的经验，所以我一直都很想知道，美国学生如何对待平时作业。因为国内的作业抄袭现象非常严重，于是我就很想知道美国学生是否抄袭。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学生很少抄袭，或者说基本没有人抄袭。考试也没有人作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就会发现，情况很复杂。就我所在的学校而言，抄袭或者是作弊，都要受到非常严肃的处理。所以，学生不愿意去抄袭，很有可能是因为不想受到处理，而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有人可能要问我，我怎么知道的。是的，我要批改作业，我当然看得出来作业之间雷同的地方。当然，美国学生可能不会直接互相“引用”。那么，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来美国之前，我一直都很好奇，美国学生以团队协作能力强而号称，我真的想看看他们是如何运作的。而在我当了助教之后，我发现，很多美国学生选择在一起做作业，一起学习。晚上图书馆，到处都会出现一个一个小团体的身影。当然，我不能说大家都在“抄”作业。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抄”，因为一个团队是最终会把作业给做出来的。而后，每个人回去再把自己的一些改动写在上面就行了。我这里说的不是说，每一份作业都是这么做出来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不少作业是这么做出来的。因为我亲耳听到了好几次。当然，美国学生还是很精明的，知道作业是一回事情，考试还是需要自己做，所以，作业肯定要弄懂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这里想说的是，美国学校的抄袭问题其实没那么简单，并不能简单地说，没人抄作业是因为大家觉悟高（“动机”），也不能说没人抄作业是学校的处理很严重（“制度”），更不能说美国学生都是一起做作业，于是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显然不是那么回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看，小小一个“抄袭”的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理清楚的。
好了，那么为了杜绝“抄袭”，我们第一，没法寄希望于学生完全自觉，第二，也不能单单靠学校的制度，第三，更没法杜绝“团队合作”。这也就解释了，就一个问题，引进“规则”，依靠“动机”，有时候并不能奏效的原因。
那么，“行为”不要学，“规则”、“动机”不好学，那么学什么？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要把表象背后的东西单独抽出来是不太好学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学习的，那就是“规则”、“动机”和“行为”之间作用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学习，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别人是怎么运用“规则”，怎么调动“动机”，怎么去修正“行为”的。说白了，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是那个“过程”。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动态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死板的“规则”和静态的“行为”，更不是说不清楚的“动机”。
对于“抄袭”而言，我们应该去追究，美国学校为了杜绝“抄袭”所做了哪些努力，这些努力有没有效果，为什么要做这些努力。制度，好，这个制度的意义是什么。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反对意见。是普遍的制度吗，还是一个或者几个学校的制度。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学习的。
今天，我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大家关于这个话题的思考。也感谢碎石子同学在我的博客上的留言。

Van Cliburn之声

范 克莱本，一个传奇的名字。1958年，前苏联组织第一个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当时正值冷战，范克莱本参赛成为了美苏之间的一次令人关注的对话。最终，凭借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出色的表现，组织者决定把头奖颁发给范克莱本。但是，为了争得同意，评委把意见通报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问道：“他真的那么出色的吗？”，当得到回答之后，赫鲁晓夫欣然地回答说：“那就把头奖给他吧！”，于是，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的第一个头奖被一个美国人夺得。这个使得当时整个美国都沸腾了。范克莱本成为了英雄。

尽管范克莱本在得奖后的岁月里很可惜地没有成为真正的一代钢琴大师，但是他仍然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优秀的录音。比如这张CD，内含舒曼的《钢琴协奏曲》和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和莱纳合作，乐团是芝加哥交响乐团，录音时间是1960年和1961年。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声音依然那么清晰。范克莱本的舒曼激情而有魅力。我一直觉得有一些音乐必须要年轻人来诠释，舒曼和肖邦就是这样的音乐。特别是舒曼的这首钢琴协奏曲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范克莱本抓住了每一个流畅的瞬间。特别是最后一个乐章，简直就是舞蹈的狂欢。
莱纳调教下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当时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乐团，音色闪耀着湛湛的金色。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一直以来都是成熟钢琴家的试金石，有时候容易演奏得过于繁重。但是范克来的诠释信手拈来，动情处轻盈点睛，丝丝话语。

很可惜，1978年之后，范克莱本就结束了商业演奏和唱片录制生涯。

他是否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钱颖一有两份主页：

http://www.sem.tsinghua.edu.cn/homepage/viewTeacherPage.do?id=6625

http://elsa.berkeley.edu/~yqian/bioqian.chinese.html

他在中国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他在美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不过，让人觉得“捉摸不透”的是，他在伯克利主页上任何一个页面都没有提及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这一非常“荣耀”的职务。

从http://elsa.berkeley.edu/econ/faculty/oh.shtml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钱颖一在上个学期（Fall 2007）每周三都要在伯克利有固定的Office Hour。而钱颖一至少在已经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之后的Spring 2007学期，还在伯克利上了Comparative Economics Seminar 这门课。
下面是我的问题：
1. 钱颖一为什么不在伯克利的自己的页面任何一处提及自己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这一职务？
2. 美国大学是否允许自己教授在别的学校“兼职”当院长？我听说过兼职讲课的，没听说过兼职当院长的。
3. 如果钱颖一已经从伯克利的全职教授，变成客座或者是兼职教授，伯克利的网页会很快显示出来。可事实却是没有。更不可思议的是，上个学期钱颖一Office Hour是怎么处理的呢。

好了，不用绕弯子了。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先不说钱颖一本人有没有错（其实，我倒还是偏向其本人并不是始作俑者），清华大学为什么要这么一个根本就不太可能管理学院事务的院长呢？为什么不管叫“名誉院长”呢？不过，联想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院院长是朱镕基，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这种国内看来很普遍的“到处兼职”的情况（数数大多数所谓的专家或者权威的头衔），在美国一些严肃的大学，特别是好大学，似乎没法行得通。这也恐怕就是钱颖一不管说自己是清华的院长的原因。如果让别人知道了，恐怕非但不会让钱颖一觉得骄傲，只怕会影响他在伯克利的位置，而这个才可能是他真正最在意的。

来自联想的曹工程师答复

关于Think笔记本的一些问题，来自联想的曹工程师表现得很关注，以下是他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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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用Think的我的同学
嘿嘿，首先问你是美国买的机器还是中国的？
美国的很抱歉，联想公司的政策是不提供对境外机器的电话技术支持，如果是国内的，那么很庆幸，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间里拨打800－990－8888咨询官方的技术方案~！

说来是这样的，你说的找不到硬盘，是SATA接口所致，只要在BIOS中的Config选项中将Serial ATA选项下的AHCI状态切换到Compatibility下，就可以直接安装XP。
再有，在Vista下其实是可以分区的，只不过目前没什么可用的分区软件，也就只能局限于Vista自带的磁盘管理功能，将C盘限制在总共可用空间的55%左右……事实上，这并不是联想公司的技术制约，而相对地，是掣肘于Vista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键恢复功能是基于PE而创建，里面的选项其中有一项功能就是让客户选项“恢复全部出厂设置”和“恢复到定制出厂设置”，而在定制状态下，用户完全可以放弃原厂自带的90天试用Norton及一些ThinkVantage Technology软件。直接恢复到一个只有Vista及硬件相关驱动的相对纯净系统。

另，Rescue 'n' Recovery功能并不限制一定要将备份创建在第二块硬盘或光盘上，用户可以将备份直接放到本机的硬盘，只要确认备份不被人为破坏，一键恢复时还可以选择将机器恢复到一个备份的状态，而不是到出厂。即使从最近的备份时间点到现在，用户仍在机器里创建了新的个人数据，而没有有效的备份手段，PE的界面也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以将硬盘中的数据备份到USB存储设备。

再者说，Vista下的ThinkVantage程序组中，利用强大的Create Recovery Media软件，可以将Vista及相关的恢复功能以光盘的形式导出，这样用户可以自行安装需要的操作系统。并到联想的英文网站下载对应系统的驱动。

我相信，大部分Think产品的用户也只是像我没有进入联想前一样，对原IBM的笔记本只有一个“可靠”的印象，可是，做为一个高端商用笔记本的表率，Think提供给客户的并不是物理碰撞方面的经得起考验，当你体验了Client Security Solution，Rescue 'n' Recovery及最最简单的Access Connections等等随机软件后，方能能体验到一款成功的产品并不只是硬件层面那么简单的东西，Think提供的，是一套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越是使用，越是会发觉一款产品的不简单！
思考向前，不只15年，纵观一路走来的Think，价格在降低，市场在扩大，我们的需求重点，已经从以前的产品去了解客户，转移到了现在的客户去了解产品……
无奈说明书写得实在太敷衍，国内的用户很幸运还有800热线，国外的，就只能交出那$99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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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工程师的答复我还是很满意的。起码有一些说法。只是有一些问题我还是想拿出来探讨一下。

首先，调整BIOS设置。这似乎没什么说的，但是为什么不把这个设置放在默认的位置呢？让普通用户去调整BIOS，很危险。

Vista底下有分区软件，而且还是可以分区的。比如我的Dell笔记本就可以无障碍把C盘分到20G一下（总大小为120G）。

人人都知道可以把备份信息放到硬盘上。但是如果硬盘没有分区，那么备份的信息也就算是白费了。总的说来，要备份，在没有第二存储介质的情况下，首先要分区。

IBM自带的一系列软件自然是功能强大的。但是我的疑问是，究竟有多少用户能够用到多少功能。同时，如果所有的软件都启动的话，特别是随着开机启动的话，系统性能究竟如何。

总而言之，我对现在的这种“一键恢复”的设计持保留意见。本来为了方便普通用户的设计初衷，结果弄来得却是无限的麻烦。

我不明白“一键恢复”

最近在尝试给一个新的IBM电脑装系统，出现了我很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IBM “一键恢复"的设计原则的问题。

让我来重现一下这个问题，IBM的笔记本电脑出厂的时候，硬盘是没有分区的。默认状况下，只有一个逻辑分区和一个隐藏分区。同时，IBM有一个“一键恢复”按钮能够把系统恢复到出厂状态。好了，现在有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一键恢复”没有分区功能。其次，如果打算直接通过使用光盘重装系统的方式来重新分区，系统光盘将不能识别硬盘。第三，使用分区软件可以实现部分分区功能，但是各个区的大小并不能自由调整。第四，默认的“一键恢复”会安装一个系统，里面充满了各种不知道用途的软件，或者说，那些软件的用途用户并不一定马上就能弄清楚，包括一个非常简单版本但依然大吃内存的Norton杀毒软件。

上网一查，到处充满了解决在保存“一键恢复”所依靠的隐藏分区的同时下进行分区的文章和怎么删除那个隐藏分区的文章和在删除了那个隐藏分区之后如何又恢复那个隐藏分区的文章。是不是有一点混乱？

再提示一条，在美国，咨询联想笔记本如何分区，要收99美元的额外费用。

好了，现在我来说说我的感受。首先，我尽量理性的分析IBM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个“一键恢复”功能。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极大方便用户恢复系统，特别是对于一般用户而言，通过光盘安装系统及驱动程序，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

然而，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里面就不能内置分区的功能，并且还要为系统分区设置重重障碍。

有人说，硬盘其实可以不分区，因为可以随时恢复系统。这其实是自欺欺人。首先，用户肯定不想每次恢复系统的同时，自己的用户数据全部消失。同时，IBM备份系统或者用户数据的时候，照样还需要另外的存储介质（第二块硬盘或者是USB或者是光盘）。而能把备份信息放在另外一个逻辑分区，要远比放在USB或者光盘上方便快捷很多。

其次，对于“能够分区”而言，是的，我可以去分区。但是我必须忍受一个120G的硬盘，C盘必须维持70G。任何把C盘调整到70G以下的操作都会失败。我真的想不出来，为什么要强行要求C盘至少有70G。

还有，我知道“一键恢复”很有用。但是，为什么不能够从光盘重装系统呢？安装盘不能识别硬盘，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最后，恢复一个干净的系统，这应该是用户想要的结果。强行安装上一大堆软件，系统性能在安装之初就严重降低，特别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上非常消耗内存资源的Norton软件，真不知道IBM为客户着想的心态是怎么回事。

我调查了一下周围好几个用IBM的人，都说一开始尝试去分区。最终，有人放弃了。有人把隐藏分区破坏了。有人只有两个区。这算是什么设计。

注意，我没有否定IBM的笔记本电脑其他方面的设计。我仅仅是说，这个“一键恢复”是我最不能理解的系统设计了。

从把水倒在电脑上说起

前不久，身边的人把水倒在了笔记本电脑上，电脑自然就报废了。一般大家遇到这类的事情，马上就容易想到“怎么那么不小心呢”。是啊，但是在不小心之前，是不是首先要问“一杯水怎么会在电器附近出现呢？”

如果能够杜绝一杯水在电器附近出现，那么因为水而使电器报废的几率就大大降低，甚至可以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毕竟，拿着水在电器面前走来走去，谁能够保证说那杯水一定不会被打翻呢？

有时候，不是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事情的结果，而是制度决定了事情的结果。杜绝液体出现在电器附近就是制度，就一定可以杜绝因为液体使得电器报废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说起整个事情呢？实际上，我发现，很多事情在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的原因，并不是美国人和中国人素质的差别，而是制度导致了最终的差别。这里的制度有小的条款，还有一些大的制度，比如学术制度，社会制度。

不少人常常说美国的汽车喜欢在十字路口给行人让路。其实，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背后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汽车交通规则对这件事情的影响。首先说，美国大多数路口的四个方向都有红色的“Stop”标志。这个标志是强制的刹车标志。所谓强制的意思就是，不管有什么情况都必须停下来，然后重新启动。所以，在这些路口，行人过街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因为有强制的停车标志。从极端的意义上理解，并不是说美国人素质有多高，而是交通法规规定了汽车必须这么做。而结果之一就是行人过马路很方便。当然，最根本的结果其实并不是行人的问题，因为很多路口没有红绿灯，所以四个方向的车辆停下来之后，有助于司机判断，从而最可靠的经过路口，这才是在路口停车的目的。

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素质高”，就停车这个问题而言，我观察过，在行人比较多的路口，很多司机的选择是让过几个行人之后，然后就迅速启动经过，以避免让过多的行人。没有人会傻到停在那里，让过所有的行人。有人说国内的司机素质不高，其实国内不太让行人很多时候都是无奈的选择。相信没有人愿意在王府井或者西单去选择让行人。

再比如美国教授的Tenure制度可以督促新的老师在学校勤奋工作，这也造成了表面的结果，那就是很多老师很拼命，不少国人就拿这个和国内的老师相比，其实我相信国内要是有相同的制度，不少老师也会努力干活的。这和个人的意愿关系不大，制度就是这样的，除非你不想干，否则那只能拼命。

说了那么多，很多人可能会说，那么这不简单了，只要把一些制度引进到国内，很多事情不就解决了。可是，制度和产生这个制度的环境有很紧密的联系。而且，只要是制度，那就有其不完备的一面。对于第一点，很容易理解，刚才说的路口停车制度就不那么容易引进到中国，国内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其他方面入手。而对于第二点，可能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我就认为茫然引进Tenure制度就不能解决国内大学老师工作的动力问题。因为美国的Tenure制度和科研制度和学术的其他制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一方面单独引进Tenure制度很容易就水土不服，更重要的是，Tenure制度本身还有着一些局限性。比方说，对于已经拿到Tenure的教授来说，如何来监督这些人的工作能力呢？是否有很多年之后，对Tenure的重新评定呢？那么拿到Tenure的人了是不是就是金饭碗了呢？根据我的经验是，拿到Tenure教授的课居然有些真的就不如还在为Tenure奋斗的年轻教授。这不能不说有一些制度上深层次的原因。

水倒在电脑上面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方法去避免这样的事情二次发生。

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这两天大家都在忙着过圣诞。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是"钟垂林：是中国人就应该过圣诞节" http://news.sina.com.cn/pl/2007-12-24/094014588798.shtml，感觉有一些事情不得不拿出来讨论一下。

我一直对中国人过圣诞节、感恩节的动机十分奇怪。因为从民族的本质和文化的土壤来说，我们并没有类似节日作为基础。特别是圣诞节，中国传统的节日是没有宗教色彩的，而要接受如此一个有着浓厚宗教色彩的节日应该是有一定困难的。然而，我们最终毫无保留的拥抱了这些西方文化中的节日。

有人说，只要高兴，只要快乐。为什么就不能过这些节呢？这句话说得好。但是仔细想想就觉得这里面的心态并不正确。中国的春节也很不错，可是从来没有看哪个国家的民众开始逐渐接受中国的春节。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人都不过圣诞节，比如穆斯林。因为圣诞是一个宗教节日，是基督教的宗教节日。

这里面深层次的是一个民族自信心的问题。很多人其实弄不明白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总觉得只有过了这样的“洋”节才能够显得自己与众不同，才显得“与时俱进”。于是，我们也出现了圣诞大采购、我们也出现了圣诞大祝福。可是你听懂了商店放的圣诞歌曲了吗？你知道平安夜平安在哪里吗？

如果一个外国人有一天只因为吃了一个粽子就觉得自己已经能够了解中国的端午节文化，我们是不是会嘲笑别人呢？

有人会说，有必要把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提到那么高的高度吗？的确没有必要。但是这就是反映中国人民组自信心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我们缺乏自信。

北京有很多楼盘的名字很怪。比方说靠近望京桥的一处楼盘叫“伊利诺伊”（Illinois）。小汤山附近还有别墅叫“温哥华森林”。成都的楼盘有的叫“檀香山”。有的俱乐部叫“凡尔赛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取了一个洋名字生意就好，还是因为取了一个洋名字以后，显得就与国际接轨了。我只知道，如果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朋友看到北京的那处楼盘以后，一定会觉得有一些错位。而常年在温哥华森林打猎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北京的那处“温哥华森林”根本就没有森林。
这些现象和我们过“圣诞”的内在心理是相同的。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其实是慢慢在减弱。曾几何时，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然而，这三十年，我们发现需要学习，需要借鉴的东西太多了。在别人的帮助，或者连同自己的推波助澜之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丧失殆尽，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们依然感觉自己“土”，我们依然觉得在国际舞台上那么“拘束”。就好像农民工进城，突然爆发之后，要极力显得自己本来就很高雅。

我联想到了前几天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前不久我从纽约回国，在机场等飞机。我对面坐了几个中年男子，一会儿我便知道是从国内来纽约进修的。每个人没有坐定，就开始奔向机场的商店。不久，纷纷拎着大包小包回到座位，开始攀比谁买的东西贵，谁买的东西是名牌。其实，很多人都是想买了名牌买了贵的东西，回去给同事照耀显示，然后再告诉同事，那些东西真的很"便宜"，来达到内心的快感。几个男子坐在座位上，打量着才买的几大包东西，陆续掏出了iPod随身听。整个景象让我感到仿佛是在某个小城的长途汽车站，几个人才从大城市买了年货，准备回乡。

你说那些东西国内没有卖的吗？肯定不是。你说那些东西真的就比国内便宜吗？我想有可能，但也未必绝对。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这是在美国买的，这是纽约买的，那就是好！”这就是潜台词。他们能够这样，其实就是因为国内的他们的同事会有这样的看法。我都能够想象这些人拿着东西在周围同事羡慕的目光中得意穿行的样子。

所以，中国人在西方社会面前还是显得就像乡下来的暴发户。我们似乎必须依靠种种西方社会的包装来粉饰自己，不光是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还要包括西方社会的精神文明，如我们一开篇提到的节日，如名字。但是，这样就能保证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中国就像日本一样，虽然身处东方，也算是西方国家了？

我表示怀疑。在骨子里，深深地印入了“崇洋媚外”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点民族自信心呢？当我们敢心安理得地拒绝圣诞，当我们敢放心地在中国购买商品，当我们敢于取自己民族的名字的时候，也许自信心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