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2008年8月15日星期五

“反思”不是“反着思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反思”这个词变得如此之时髦。只要有人打着“反思”或者是“独立思考”的旗号,仿佛这个人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仿佛面对对手的时候就已经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要我在“反思”,那么,反对我的人,就是反对“反思”,那就是站在“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对立面,那就是不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那就是保守和不开化。


然而,仔细看看“反思党”干的事情,我们就会悄然发现,其实“反思”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技术或者是能力,他们干的就是“反对敌人所赞同的,赞同敌人所反对的”。简单一点的举动就是“反对所有政府的行为”,稍微夸张一点的则是“反对一切中国的行为”。当然,我如果这样说,有人会跳出来急,但是“反思党”的种种行为有时候真的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所以,我称那些天天把“反思”挂在嘴边的人是“反着思考的人”。


英语里面有一个短语叫Critical Thinking,翻译过来可以说是“批判性思考”。但是,这种批判性思考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把一切“取反”。我最早接触Critical Thinking还是要从准备GRE的作文的Argument说起。这个作文是让大家根据某个段落,找到这个段落中存在的不足,尤其是逻辑上的不足。最开始的时候,我很难找到这些不足,感觉里面说得东西都非常正确。后来,慢慢地,知道了如何去找,懂得了一些的最基本的逻辑错误,比如“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等等。到最后,基本上是非常容易就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把文章写好,而且可以找到非常多的逻辑毛病。
后来到了美国学习,很多课程都需要我们阅读论文,写论文的读后感,也就是找这篇文章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特别是“为什么不好”,也就是缺陷部分,一开始常常不容易找到,初学者很难看出一篇精心准备的文章到底缺在哪里。然而,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我基本上可以找到每篇文章的毛病和缺陷,哪怕是非常经典的文章。我曾经对此非常得意。而且,每次在课堂讨论上,我也经常踊跃发言,常常言中文章的要害。于是,我有一点飘飘然地以为,做学问就是这么简单,把别人的问题找到以后,我自己做起来就相对轻松了。
这种错觉直到我自己开始真正入门搞一些科研为止。


事实上,我发现,要搞出一个,哪怕是有缺陷,哪怕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具有发表价值的科研成果都非常困难。而且,最关键的是,我慢慢才能理解那些我曾经有一些不屑的文章中的缺陷是怎么产生的,有一些又是如何地不可避免。


所以,说到这里,我想表明的是,Critical Thinking的真正含义是让大家反复思考,真正去了解和思考一个事物的正反面,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哪些错误是现阶段不可避免的,哪些是能够避免的,哪些是能够改进的,哪些是为了改进而需要牺牲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手段有哪些,等等。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发现了那些曾经被我批判的文章的闪光点,看见了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这样慢慢地心态也就调整平和了。于是,我再也不会因为找到别人文章的一点缺陷而感到兴奋,反而会去仔细思考,如果是我,这个缺陷能够克服吗?


因此,我把Critical Thinking的过程解释为“反复思考”,可能也不算是过分。说这个的目的其实是想表明,“思考”一个问题,达到了解和进步的目的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地面对这个问题的。如果仅仅是发泄情绪,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就没法达到我们心中的目的。


反过来说说“反思”,如果仅仅是“反着思考”,那么无疑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我们希望的是“建设性的意见”。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不懂得地方。有些人以为,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不同的声音,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误解,我们需要的是“解决方案”。因为最后只有“解决方案”才是最终呈现在其他人面前的东西。


开幕式那天我看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采访美术家陈丹青,这个最爱提反对意见的国内美术家在奥组委中担任顾问。当两个嘉宾轮番“质疑”了开幕式的一些情况后,陈丹青说, “我现在只能耍赖说,如果是你,你怎么办?换了你,你怎么做?”一下让两个嘉宾哑口无言。是的,“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就可以很容易打消那些没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地“反思”,让我们看看是不是“反着”就一定有效果。


“反着思考”其实是最容易的,也是最廉价的思考,但也许是最无用的思考。更何况,有人真的就把问题的反面想得那么透彻了吗?我看是未必。

2008年8月11日星期一

海外看中国奥运会开幕式

周六的文章没有通过“审查”,不过奥运会开幕式还是应该留下一些感想的。于是,我重新振作精神,写下了下面的的语句。


周五的时候因为在上班,加上因为版权的缘故,只能看见新浪网和NBC零星放上的图片,以及看看文字信息,但是还是让我很激动。后来晚上才看了NBC的录播,尽管信号不太好,而且因为中间从伯利恒到费城近两个小时,最好的段落已经错过,但是我依然为整个开幕式叫好。昨晚又在网上看了MSNBC的精选片段,看出了张艺谋的很多匠心独运之处。


当然,我个人最担心的或者说是最遗憾的,莫过于晚会对于纯西方观众的理解有一定的挑战意味。虽然视觉效果很不错,但是很多文化符号大家是否能够完全看懂,这的的确确是一个问题。前两天,MSNBC还在介绍“长城”、“故宫”这样的我们以为已经人人皆知的中国象征符号,现在看来,还仅仅停留在介绍阶段,那么,在无知的背后,偏见自然就产生了。有不少西方报道对于中国的描述还停留在Communism China这一意识形态的思考阶段。当然已经对于意识形态的词语逐渐淡忘的时候,西方还是因为对于斯大林式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厌恶和对希特勒式的纳粹集权的恐怖,不少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恐怕停留在和对北朝鲜差不多。然而,连NBC的支持人站在故宫中央也承认,这个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可即和前苏联不同,也和美国不同,这也许就是他们所说的中国特色吧。


在科技发展和信息爆炸的今天,我突然发现,东西方的鸿沟还是依然深邃。当然,我们的“孔子”、“功夫”已经走向了世界,但是中国和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依然模糊,不光是西方,连我们自己也没有真正给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找到一个稳定的定位。所以,两个不同的中国形象就激烈地碰撞起来。一个是像苏联那样的“集权中国”,尽管我们自己作为个体已经逐渐在远离这个中国,但是从外部看,这个中国的印象还好是长久地印在很多人心里。另一个则是开放和自信的中国,尽管很多西方媒体不愿意承认,可这个中国却千真万确地慢慢走来了。所以,这次开幕式乃至整个奥运会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外部世界和我们自己重新梳理中国的形象。
当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够到达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输出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呢?这次开幕式是外国元首出席最多的一次奥运会开幕式,美国总统布什全家都出席了,而且这也是第一次美国总统出席外国的奥运会开幕式。这些说明了什么呢?当然,不少人的借口是,“我们不能忽视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但,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利用一下这样的机会呢?


不少西方媒体看完开幕式都说了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的话,但是有一个思想是一致的,“中国已经崛起”。


(本文同时发布在hongliangjie.blogspot.com和blog.hongliangjie.com)

2008年6月2日星期一

在美国第一学年有感

明天,也就是周一,我将到本地一家小公司去实习。从而也算是在美国的第一学年彻底结束。
回首这一学年的学习,感慨还是良多的。这里说说主要的一些想法,和大家分享。
我所在的大学并不是美国的顶级学校,比如MIT或者是斯坦福之类,但是30左右的排名也使得我的一些观察可能还是比较符合美国一流大学的情况。


应该说,这有很多东西是和国内大学一样的。比方说,有人逃课。比方说,期末抱佛脚。比方说,炒作业。尽管我是研究生,但是我观察的本科生也经历着我们在国内所经历的类似生活。在这里,大多数学生还是能力平平,至少说也就是图完成作业。真正有能力的并不是多数。两极分化其实也很严重。有人能够每个暑假都找到实习。有人已经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并且业务不错(在我所助教的两个学期,都碰到了自己开公司的学生)。当然,也有人作业也没法好好完成。特别是我当助教,有一些计算机的课程需要做课程项目,如果我不在最后一个星期提醒那些学生,鲜有人会真正按照进度完成。很多学生找到我,一脸无辜,说自己如何如何花了时间,但是就是做不出来。有时候一听就知道是瞎说,做不出来情有可原,那是水平问题,可是,有人连编程环境都没有配置好,这就是问题了。当然,最终期末的成绩,好坏真的很分明。


学校有两座图书馆,但真正爆棚的时候也就是期末。平时人流量和学生人数相比还是有差距。美国学生平时的生活除了学习,最终要的莫过于聚会。一般来说,从周四晚上开始大家就去聚会了,图书馆人数就非常少。我们图书馆的书籍馆藏十分丰富。不过就我借过的上个世纪70年代的几本书来说(并不是很偏的书籍,而是经典教材),我经常是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借书的人(因为有记录之前谁借过),让我有时候觉得这里的人没有好好利用起资源。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学生对于资源的利用却又让人瞠目结舌。我们学校有两个室内体育馆,有一个足球场,橄榄球场,棒球场,排球场,若干网球训练场地。室内体育馆一个是篮球馆,另一个是健身用的,里面有游泳池,室内球馆,和近一百个跑步机和其他健身器材。注意,这些设施的使用完全是免费的。即便是这样,美国学生依然嫌学校的体育设施不够完善,有人居然在学校的校报上反映,不少学生还花钱到附近的负费健身房去。同时,我们学校有四个食堂和两个学生活动中心和一个和北京音乐厅差不多大小的表演艺术中心,但是学生嫌这些建筑太过于分散,希望学校建设一个集学习、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大型学生中心,内带电影院。当我看到这样的报道,感慨这里的学生真的是生活过于优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希望这样的学生从内心真正去体会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疾苦,甚至仅仅是去体会困难一点的生活,都是天方夜谭。


美国学生的社团活动和业余生活还是很多。但就我观察来看,学生组织的活动规模都比较小,极少有那种劳命伤财的大型表演性活动,比如晚会(值得回味的是,两次大型晚会性质的活动均是中国留学生会组织的)。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对于国内的很多大学生活动,我们可能过于要求场面性和组织性。但另一方面,美国学生对于“社会性”活动均非常热衷。比方说达尔富尔问题的演讲,整个场地人员爆棚,却鲜见我们中国留学生的身影。甚至是介绍四川西面那个自治区情况的演讲,也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我可能是在那里的唯一中国人)。不得不感慨,我们的不少留学生还过着看看书,打打球的类似中学生活。眼下,那位富有争议的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教领袖就要在7月份到我们学校讲学一周,价格不菲的5000张门票在15分钟内售光。不知道我们中国留学生又有什么反应。


在这里,研究生的生活是非常忙碌的。我已经记不起有几次是晚上11点以前离开图书馆的了。大多数时候都要忙到深夜。然而收获却是显著的。最明显的并不是知识上的提高,因为知识本身在哪里都可以学习,最大的提高来于如何指导自己去学习,也就是如何为自己的学习找到动力。仅仅完成课程和导师交给的一些任务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说我们一直有一个偏见,说中国大学里面的课程设置没有太多用,很多东西都过时了,或者说与工作不相干。不少同学抱怨学的东西没用。那我要说一句公道话,这里的很多课程,甚至大多数课程也和国内一样,与工作毫没关系。把自己找不到工作,或者觉得能力不行的责任推卸给学校,是很愚蠢的。事实上,在美国,如果你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那些工作技能没有一项是直接在大学里面教授的,没有,也不可能。抱怨学校的同学们最好多找找自己的原因。


从8月份开始,我就从系里面的助教工作转去我们学校的高性能计算中心担任研究助理,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2008年5月29日星期四

搬家

今天完成了在美国的第一次搬家,和周围同学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搬家基本上依靠走路和手搬运,并且在今天反复走了八趟之后完成。

住了快一年的地方,依稀还有些舍不得。当搬最后一个箱子走的时候,我想起了去年八月份第一天到这里的情景。

05年从北区搬到东区,整个宿舍大家有说有笑。07年毕业搬家,则显得冷清很多。今年搬家,同住的人之前就已经搬走,空空的房子里就剩下了我。

在美国的第一个学年已经结束,我也已经如愿找到了导师,今后将进行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方面的研究。暑假将在这里的一家小公司实习。

2008年5月23日星期五

震出来的思考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这一个星期以来几乎天天都非常关注国内的消息。我自己还接受了学校新闻的采访,详情可以看http://www3.lehigh.edu/News/V2news_story.asp?iNewsID=2766&strBack=%2Finsidelehigh%2Fdefault%2Easp

不同的人通过这次地震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我之前的那篇文章在最开始捐款的时候就质疑了红十字会的一些做法,没想到后来所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然而,此次地震所以引发的思考远远不止红十字会的一些新闻那么简单。

前两天,李承鹏的博客说了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有人传出某某镇需要很紧急的救援,于是一大群非政府组织的人驾车载着东西往那个地方进发,结果到了以后才发现并没有真正的那些险情。李承鹏还和网易的信息平台取得联系,询问网上那些信息的可信度,结果根本无法查证。

还有不少的事例,比方说在某一段时间内传播很广的空降兵牺牲5人的信息,结果也被辟谣。而不少看上去非常真实感人的故事,其真实性都值得考虑。有人甚至编造出了虚假的地震预报信息,并且以专家自居。最终,公安机关发现其不过是武汉的一个小职员。

然而,另一方面,汶川某女孩在论坛上发布的关于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直升机降落的信息,则在被大家传阅了不久以后,就得到了军队真正的利用,为汶川的救灾贡献了力量。同时,《南方周末》的一系列文章也让大家了解到了地震后面真正残酷的人性。

信息的爆炸和个人作为传媒中介成为了这次地震信息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大到官方的各种网站,小到每个人的博客,都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这场灾难。

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些信息?如何去辨别真假?权威信息怎么发布?非权威信息怎么发布?言论一旦自由以后,人的行为约束在什么地方?

在已经无法做到绝对的“一言堂”的情况下,记者和媒体的职业道德如何保证。媒体监督了政府,那么谁去监督媒体呢?

这些抽象的问题,已经在地震后的报道中得到了充分的放大,以至于我们必须要理性地思考,怎么对待信息。

有人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是,有时候,辩论需要成本。查明也需要成本。李承鹏的朋友们耗费了汽油、精力和时间查证了虚伪的信息,却找不到谁来为此负责。而这又耽误了本该真正需要这些物资的灾民。

平时,我们可能很随意,网络成为了各种言论各种情绪的发泄场,然而到了关键时候,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不是也是一种犯罪呢?

可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像汶川女孩这样的案例。丢失那样的信息也是一种犯罪。

网络已经不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自由天堂,网络一样也是一个社会。社会就需要秩序。

我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对待信息的传播和发布,我们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做。

2008年5月15日星期四

关于捐款

正在学期结束之际,家乡成都附近发生惨烈的地震。最近几天基本上什么事情都没干,就在不停地了解当地的一些信息。

这次地震,伤亡数量之多,救援难度之大,都让人无不揪心。同时,政府的应急能力增强,解放军的英勇,又不得不让人钦佩。然而,今天发生的关于捐款的两件小事却让我想讨论一下捐款的方方面面。

有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秋季要来我们学校,发邮件给中国学生会主席,质疑一个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为什么捐款才那么一点。这是其中的一件事。

另一件事,是我注意到,新浪网上公布的捐款数据是已经达到了8.77亿元人民币。

这两件事情让我,一个学生,又重新思考起我们为什么要捐款这一基本话题来。当然,我们捐款的目的是希望救助对象能够通过捐款改善现有的生活状态。我记得,从小学起,我们就为形形色色的名目捐过款。有希望工程,有抗洪抢险,有得绝症的学生。几乎每次捐款,我都积极参与。记得在化大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有一群学生在食堂面前宣传一个研究生同学得了绝症,家庭又困难,当时想都没怎么想就捐了50元(尽管并不多)。

但是,每次捐完款,我都非常想知道,我捐的款到底有没有落实到灾民手里?用了多少?效果是什么?然而,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十分困难的。抗洪救灾,希望工程都过于遥远。就连我身边的那位得绝症的研究生有没有得到最终的救治我都无从知道。

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健全的慈善捐款的发放和监督机制。比方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公布希望工程捐款的总额度和使用额度?建造了多少希望小学?这些希望小学解决了多少儿童的学习问题?还有多少儿童需要解决?有这些数据吗?当我们去捐款的时候,有没有人敢出来为捐款人负责任地说,你这笔款将会在多久后查看到具体的使用信息?没有。

灾区其实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物资。就拿这次四川地震来说,目前灾区最需要的是医疗设备和药品,以及基本的食物和水。如果捐赠金钱,要需要变换成相应的物资才能够在灾区使用,这道转换的陈本和时间都是难以估计的。当然有人会说,那这些资金用于灾后重建也是不错的。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些捐赠的钱列入地方财政的财政报表了吗?有没有跟踪机制?目前,我觉得没有答案。

除了捐款的监督机制本身以外,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就像有人可以借战争发财牟利以外,灾害,也可以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和手段。98年大洪水的时候,我还清晰地记得抗震救灾表演的时候,那么多企业拿着人一样高的牌子在那里宣称捐赠了多少钱。然而,事后有报道说,其实不少金额根本没有兑现,甚至有一些企业完全没有真正捐赠。然而,在众人目光下,举着牌子就达到了应得众人称赞和为企业扬名的目的,这着实很不错。于是,捐款的金额就像拍卖的行情一样,一路看涨。前几天,有人说,刘德华一个人才捐10万,太少了。这是真心,因为都是自己挣的血汗钱。有企业一捐就是几千万,让人一方面惊叹,一方面又怀疑。相比之下,这次,蒙牛捐赠牛奶,杉杉捐赠大衣,则显得朴实和实用得多。

在灾害面前,我提倡捐赠物品,我希望能够有健全的从捐款到物品转换的机制和机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地方捐赠已经变味, 比如,不少地方明确表示不收物品,只收捐款。不少地方还表示,如果是物品,只需要新的,旧的一概不要。这其实都非常不健康。

看到今天的8亿数字,我觉得大家在兴奋之余,也一定要有一个担忧。发改委拨款支援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现在是3亿。而捐款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这笔钱怎么用?谁来管?怎么统筹?红十字基金会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不太可能),还是非政府组织?编制多少?人员的薪酬怎么计算?哪些财务信息公开?如果这些问题均无法回答,我担心那8亿元的一部分会成为某些人发财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借助灾害,也许我们不仅仅能够团结人心,还能够更新和完善我们的慈善机构和慈善公益事业的机制。而这些,远远比我们现在的一时热血沸腾重要。

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成都,一座不敢来的城市?

最近听闻靠近成都的彭州因为有“大项目”上马,不少成都市民都义愤填膺,打算学习厦门市民去年“散步”的经验。

我虽然现在在海外学习,但我在成都生活了18年,我父母亲戚朋友大多数现在都还在成都生活。对于有污染的化工项目,当然是最好不要建在城市附近。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坐下来好好想想?

有人说,成都以后就没法居住了。有人说,这个项目上马就居家搬迁。也有人说,这个项目一旦上马,今后成都的癌症发病率要增加几倍。有人说,这样的项目只能建设在城市一百公里以外。
但是,化工项目是国家工业的基础,虽然乙烯项目不直接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想关,但是和纺织、汽车、建材工业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为了不污染,我们为了某些人宣扬的“环保”,那我们这些工业如何发展?人们不能说一方面大幅度消费这些工业,而却不允许这些工业的原材料工业存在。这不符合常理。

实际上,兰州、上海、厦门(是的,不要惊奇)和天津都有专门的化工工业区。同时,化工项目的规模也是衡量国家工业水平的一个标杆。德国莱茵河畔也有成群的化工工业区,也曾经污染过,但是现在整治能力高了,也就能够在环保和经济效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了。所以,我们不能说为了不污染而不去发展,我相信现在的整治水平也是能够保证的“环保”要求的。

当然,这仅仅是老生常谈。有人会很不以为然。我想要说的是,其实抵制的后面可能有更加“自私”的心态。彭州我去过几次,虽然这几年变化快,但广大地区仍然贫穷。一个化工工业带来的GDP,可能有人觉得无所谓,但是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地区来说,是非常可观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山清水秀固然好。但是山清水秀没法带给那里世世代代生存的人们实际的好处。一个大型项目,带来了相关工业发展的可能,带来了就业率,这些好处为什么有人不去思考呢?如果这个项目不上马,那些叫嚣环保的人能否提供出替代的方案呢?

你不能说,你自己坐在成都的茶铺里面,喝着悠闲的茶水,享受着富裕自在的生活,却要求相对贫困的地区为了你的呼吸来买单。有些人的思路是,我平时要享受一切现代化的好处,车子,房子(建材),但是如果有什么影响了我的生活,我是不答应的。城市周围最好都是原始森林,那里的居民最好保持所谓的“原生态”。这是一种打着“环保”、“道义”的“自私”心态。

化工项目的环保评估报告,有多少想去散步的人真正看得懂?抑或看过?


我建议大家看看这个,http://news.sina.com.cn/c/2007-09-27/165713986641.shtml。实际上,“有人欢迎化工企业来污染”的说法,一些“城里人”显然不可接受。但是我认为,这的确是可能的。有人说,我们要可持续发展。是的,彭州的贫困居民们,已经可持续地“贫穷”了很久。现在,也许是一个机会让大家有改变了。

所以,我还是欢迎大家去我的故乡成都。我也坚信我的父母和朋友的生活不会因为这个化工项目的存在而改变多少。

(注意,我反对不加限制地环境污染,但是我也反对打着“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道义”大旗,去干一些自私的事情)

2008年4月30日星期三

计算机竞赛的岁月

最近看到化工大学的ACM小组蓬勃发展,不尽让我回忆起了我参加计算机编程比赛的那些岁月。
大概还是1995年左右,我参加了我所在小学的计算机竞赛兴趣小组,使用LOGO语言进行计算机画图。当时的环境是中华学习机,一种功能非常简单的计算机。那个兴趣小组大概有10人左右,每周进行一次活动。指导老师是我们小学的计算机老师。LOGO语言本身并不是很难的语言,但是却培养了不少基本的编程思想,比如我第一次知道了,如果画完一个图形,马上擦除,再画另一个图形,就会产生类似动画的效果。

在中华学习机上进行编程有不小的挑战。因为CPU的原因,不少复杂的图形必须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绘制完毕。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羡慕据指导老师所拥有的那台386PC。进行计算机作图,首要想好的就是坐标系的问题。每次作图前,都要仔细把整个作图过程想明白,并且要转换到LOGO的坐标系里。相比今天的画图软件,可以很容易知道所作的图形效果,编程作图更需要抽象的想象能力。

1996年,家里有了一台486,使用LOGO作图再也没有“乌龟爬行”的感觉了。当年我参加了成都市的LOGO编程比赛,没有获得任何名次。

1997年,我上初中,参加了初中的计算机兴趣小组。因为初中和成都七中的附属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是来自成都七中的大张老师(因为还有一个小张老师)。学习编程的环境从LOGO转换成了Pascal。每周,我们兴趣小组都要去成都七中参加活动和培训。也就是大约那个时候,“递归”、“回溯”、“动态规划”和“剪枝”这些今天依然是我学习核心的词汇进入了我的脑海。1998年和1999年,我连续两年参加了省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并于1999年得了省三等奖,尽管并不是什么很好的名次,不过也是第一次让我感到我真正喜欢严肃的计算机科学。

2000年,我进入了成都七中。那里的兴趣小组云集了不少实力不俗的同学。2000年和2001年,我连续两年获得省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二等奖。尽管2002年我很有可能有所进步,但是终因为其他的种种原因,我并没有参加那年的比赛。当时小组里的好些人如今都还在继续深造。史歌后来去了清华如今在UIUC,邓晴源去了北理工现在在Rutgers,郑炎在清华读博士。

2003年,高考让我进入了北京化工大学。因为学科的缘故,当时北化并没有参与到大学生的ACM程序设计比赛中。我向系里面老师表达了希望能够参加这个比赛的愿望。当时我的班主任韩阳告诉我,系里面有这个计划,可能第二年就会参加。后来,因为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学生网络中心(SNC)中,竞赛的事情也就没有提及了。2004年秋季,一个偶然的电话,班主任告诉我第二天要进行ACM北京赛区的预赛,让我到东区参赛。尽管已经有大约3年时间没有认真准备过竞赛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准备第二天一早就从北区赶往东区。第二天早上,尽管我7就从学校出发,但是哪知中途碰上了八达岭高速堵车,只能在小营附近下车,徒步走了两三站,才赶上了去马甸的另一个公交车。最终到东区之后已经晚了10多分钟。那次是化工大学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老师和同学都经验不足。当时也没有组队,就是大家齐心协力看能做出多少题。最终,我们只解决了八个题目里的三个,其中有一题是我做出来的。第二年,2005年的秋季就不一样了,我们年级已经搬到了东区,并且那次是第一次正式经过组队参加比赛。当时我和屠乐奇、岳野的地队伍在比赛中发挥差强人意,最终并没有被选中去参加北京区的复赛。原因之一是,我们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和磨合,而这两点对于参加ACM来说都非常重要。2005年的那次比赛,成为了我最后一次参加的计算机竞赛。

3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如今我在美国攻读博士研究生,正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其中有一个科目叫“算法设计与分析”,核心内容就是我11年前听说的那些词汇。而参加竞赛这么些年学会的算法不断出现在计算机科学的各个领域。今天,我欣然发现,化工大学的ACM兴趣小组正蓬勃发展。现在不仅有了一批喜好这方面的学生,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训练平台,每个月有月赛,大家交流解题心得,有研究生组织。这些仅仅发生在2004年后不到5年的时间。我有时感概我自己没有赶上这样的机遇,然而这正表明了我们的进步。

借此文来怀念那些指引我走向计算机科学研究道路的岁月和朋友、老师。

2008年1月31日星期四

答碎石子问兼再次谈教育

以下是碎石子同学在我曾经引发矛盾的“教育杂感”之后发表的评论。多说一句,不像有一些人,碎石子同学才是真正抓住了讨论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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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否认国际交流的重要性,只是有一个问题疑惑我好久,我想问一下,在第一个先进的大学成为先进大学之前,她是看过哪个大学的运转,学习过哪个大学才成为先进大学的?据我所知一些国际学术界的规则制定都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以发达国家的情况为依据制定的,不发达国家在接轨时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平等或者不适合,面对如此情况又怎么办呢?另外,你是学计算机的,计算机科学是无国界,无文化区别的,所以到最先进的地方自然可以学到最先进的技术,但是我是学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一个文化背景中学到的东西到另一个文化背景有可能没有办法应用。不过,学计算机的也有担忧,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美国学的是最最先进的技术,可是如果你回到了国内时却发现,目前技术应用水平落后于你所学的先进技术的十年甚至二十年,你会不会觉得很郁闷呢?(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应该会有这种可能性)最后,我觉得先进的固然是好的,但是一味的模仿先进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也是不行的,凡是有名的大学,都是有自己的特色。
学习先进是不错,但还很关键的一点是要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优秀品质和特点。这只是我的一点点疑惑,拿出来讨论一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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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子同学谈的其实就是一个如何“洋为中用”,如何去“拿来主义”的问题。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如何去填补中西方现行制度之间的鸿沟或者说是矛盾的问题。慢慢细细展开说,恐怕这个话题够写一本书。我只想说说一些直观的想法。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想西方学习,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
你说的先进大学之间的学习,那是制度。你说的我学习的计算机的东西,那是知识、理论。你说的不要一味模仿,要有自己的特色,我想,那是指的是文化。那么,这三样东西,是不是一定要学,如果要学,怎么学?这个问题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
关于计算机的问题,我想,可能一下解释不太清楚,碎石子,你是学教育学的,那么我就来谈谈我对美国大学教育的一些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由此来看刚才我提出的三个问题“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
先说说总体的感觉,美国大学和国内大学相比,似乎教学更有效率,似乎学生更加主动积极,似乎学习气氛更加浓厚,似乎科研氛围更加友好,似乎师生关系更加融洽,等等。注意,我说的是“似乎”。我为什么要说“似乎”是因为这些都是表象。表象下面的是“行为”。那么,为了达到这些表象,我们是不是要去模仿导致那些表象的行为呢?
举一个例子。我所在的大学,为了鼓励大家看论文和科研,所有的打印机打印任何页数的资料都是免费的。好了,我可以说,这个服务让我的学习更有效率,让我更爱看论文,让我更愿意去钻研了。但是,是不是让国内大学的所有打印机都免费打印任意页数的资料,于是国内的同学们就更有效率,就更爱看论文,就更喜欢钻研了呢?我看未必。所以,简单的把一些“行为”复制到国内是肯定达不到所设想的效果的。而我们有时候在学习的时候恰恰就犯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是不鼓励直接学习表象下面的“行为”的。因为大多数行为都有很强的“地域限制”。说白了,就是不可复制的经验。还拿“免费打印”来说,其实每个学生开学的时候都交了所谓的“科技费”150美元,所以,实际上的免费其实是不免费的。当然,有人在打印机上打印书籍,联想到一本书可能都有150美元那么贵,所以,交的那个“科技费”似乎还是很划算的。只是,150美元是美国的价格,如果让中国的大学生交给学校一笔可以让他们能够免费打印的钱(我估算一下,好歹也得1000多人民币),这肯定是不可行的。
好了,“行为”之后是什么?我认为是“规则”和“动机”。两者是互相作用的。“规则”是比“制度”要小的概念,是一种“指令”性质的东西。“动机”则是人的一种意愿。这里,就是最模糊的地方。有时候,一种表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规则”也可能是因为“动机”。
举一个例子,我一直在当助教。因为我有国内本科教育的经验,所以我一直都很想知道,美国学生如何对待平时作业。因为国内的作业抄袭现象非常严重,于是我就很想知道美国学生是否抄袭。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学生很少抄袭,或者说基本没有人抄袭。考试也没有人作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就会发现,情况很复杂。就我所在的学校而言,抄袭或者是作弊,都要受到非常严肃的处理。所以,学生不愿意去抄袭,很有可能是因为不想受到处理,而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有人可能要问我,我怎么知道的。是的,我要批改作业,我当然看得出来作业之间雷同的地方。当然,美国学生可能不会直接互相“引用”。那么,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来美国之前,我一直都很好奇,美国学生以团队协作能力强而号称,我真的想看看他们是如何运作的。而在我当了助教之后,我发现,很多美国学生选择在一起做作业,一起学习。晚上图书馆,到处都会出现一个一个小团体的身影。当然,我不能说大家都在“抄”作业。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抄”,因为一个团队是最终会把作业给做出来的。而后,每个人回去再把自己的一些改动写在上面就行了。我这里说的不是说,每一份作业都是这么做出来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不少作业是这么做出来的。因为我亲耳听到了好几次。当然,美国学生还是很精明的,知道作业是一回事情,考试还是需要自己做,所以,作业肯定要弄懂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这里想说的是,美国学校的抄袭问题其实没那么简单,并不能简单地说,没人抄作业是因为大家觉悟高(“动机”),也不能说没人抄作业是学校的处理很严重(“制度”),更不能说美国学生都是一起做作业,于是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显然不是那么回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看,小小一个“抄袭”的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理清楚的。
好了,那么为了杜绝“抄袭”,我们第一,没法寄希望于学生完全自觉,第二,也不能单单靠学校的制度,第三,更没法杜绝“团队合作”。这也就解释了,就一个问题,引进“规则”,依靠“动机”,有时候并不能奏效的原因。
那么,“行为”不要学,“规则”、“动机”不好学,那么学什么?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要把表象背后的东西单独抽出来是不太好学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学习的,那就是“规则”、“动机”和“行为”之间作用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学习,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别人是怎么运用“规则”,怎么调动“动机”,怎么去修正“行为”的。说白了,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是那个“过程”。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动态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死板的“规则”和静态的“行为”,更不是说不清楚的“动机”。
对于“抄袭”而言,我们应该去追究,美国学校为了杜绝“抄袭”所做了哪些努力,这些努力有没有效果,为什么要做这些努力。制度,好,这个制度的意义是什么。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反对意见。是普遍的制度吗,还是一个或者几个学校的制度。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学习的。
今天,我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大家关于这个话题的思考。也感谢碎石子同学在我的博客上的留言。

2008年1月28日星期一

Van Cliburn之声

范 克莱本,一个传奇的名字。1958年,前苏联组织第一个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当时正值冷战,范克莱本参赛成为了美苏之间的一次令人关注的对话。最终,凭借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出色的表现,组织者决定把头奖颁发给范克莱本。但是,为了争得同意,评委把意见通报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问道:“他真的那么出色的吗?”,当得到回答之后,赫鲁晓夫欣然地回答说:“那就把头奖给他吧!”,于是,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的第一个头奖被一个美国人夺得。这个使得当时整个美国都沸腾了。范克莱本成为了英雄。

尽管范克莱本在得奖后的岁月里很可惜地没有成为真正的一代钢琴大师,但是他仍然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优秀的录音。比如这张CD,内含舒曼的《钢琴协奏曲》和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和莱纳合作,乐团是芝加哥交响乐团,录音时间是1960年和1961年。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声音依然那么清晰。范克莱本的舒曼激情而有魅力。我一直觉得有一些音乐必须要年轻人来诠释,舒曼和肖邦就是这样的音乐。特别是舒曼的这首钢琴协奏曲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范克莱本抓住了每一个流畅的瞬间。特别是最后一个乐章,简直就是舞蹈的狂欢。
莱纳调教下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当时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乐团,音色闪耀着湛湛的金色。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一直以来都是成熟钢琴家的试金石,有时候容易演奏得过于繁重。但是范克来的诠释信手拈来,动情处轻盈点睛,丝丝话语。

很可惜,1978年之后,范克莱本就结束了商业演奏和唱片录制生涯。

2008年1月25日星期五

他是否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钱颖一有两份主页:
http://www.sem.tsinghua.edu.cn/homepage/viewTeacherPage.do?id=6625
http://elsa.berkeley.edu/~yqian/bioqian.chinese.html

他在中国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他在美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不过,让人觉得“捉摸不透”的是,他在伯克利主页上任何一个页面都没有提及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这一非常“荣耀”的职务。

http://elsa.berkeley.edu/econ/faculty/oh.shtml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钱颖一在上个学期(Fall 2007)每周三都要在伯克利有固定的Office Hour。而钱颖一至少在已经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之后的Spring 2007学期,还在伯克利上了Comparative Economics Seminar 这门课。
下面是我的问题:
1. 钱颖一为什么不在伯克利的自己的页面任何一处提及自己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这一职务?
2. 美国大学是否允许自己教授在别的学校“兼职”当院长?我听说过兼职讲课的,没听说过兼职当院长的。
3. 如果钱颖一已经从伯克利的全职教授,变成客座或者是兼职教授,伯克利的网页会很快显示出来。可事实却是没有。更不可思议的是,上个学期钱颖一Office Hour是怎么处理的呢。

好了,不用绕弯子了。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先不说钱颖一本人有没有错(其实,我倒还是偏向其本人并不是始作俑者),清华大学为什么要这么一个根本就不太可能管理学院事务的院长呢?为什么不管叫“名誉院长”呢?不过,联想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院院长是朱镕基,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这种国内看来很普遍的“到处兼职”的情况(数数大多数所谓的专家或者权威的头衔),在美国一些严肃的大学,特别是好大学,似乎没法行得通。这也恐怕就是钱颖一不管说自己是清华的院长的原因。如果让别人知道了,恐怕非但不会让钱颖一觉得骄傲,只怕会影响他在伯克利的位置,而这个才可能是他真正最在意的。

2008年1月23日星期三

来自联想的曹工程师答复

关于Think笔记本的一些问题,来自联想的曹工程师表现得很关注,以下是他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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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用Think的我的同学
嘿嘿,首先问你是美国买的机器还是中国的?
美国的很抱歉,联想公司的政策是不提供对境外机器的电话技术支持,如果是国内的,那么很庆幸,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间里拨打800-990-8888咨询官方的技术方案~!

说来是这样的,你说的找不到硬盘,是SATA接口所致,只要在BIOS中的Config选项中将Serial ATA选项下的AHCI状态切换到Compatibility下,就可以直接安装XP。
再有,在Vista下其实是可以分区的,只不过目前没什么可用的分区软件,也就只能局限于Vista自带的磁盘管理功能,将C盘限制在总共可用空间的55%左右……事实上,这并不是联想公司的技术制约,而相对地,是掣肘于Vista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键恢复功能是基于PE而创建,里面的选项其中有一项功能就是让客户选项“恢复全部出厂设置”和“恢复到定制出厂设置”,而在定制状态下,用户完全可以放弃原厂自带的90天试用Norton及一些ThinkVantage Technology软件。直接恢复到一个只有Vista及硬件相关驱动的相对纯净系统。

另,Rescue 'n' Recovery功能并不限制一定要将备份创建在第二块硬盘或光盘上,用户可以将备份直接放到本机的硬盘,只要确认备份不被人为破坏,一键恢复时还可以选择将机器恢复到一个备份的状态,而不是到出厂。即使从最近的备份时间点到现在,用户仍在机器里创建了新的个人数据,而没有有效的备份手段,PE的界面也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以将硬盘中的数据备份到USB存储设备。

再者说,Vista下的ThinkVantage程序组中,利用强大的Create Recovery Media软件,可以将Vista及相关的恢复功能以光盘的形式导出,这样用户可以自行安装需要的操作系统。并到联想的英文网站下载对应系统的驱动。

我相信,大部分Think产品的用户也只是像我没有进入联想前一样,对原IBM的笔记本只有一个“可靠”的印象,可是,做为一个高端商用笔记本的表率,Think提供给客户的并不是物理碰撞方面的经得起考验,当你体验了Client Security Solution,Rescue 'n' Recovery及最最简单的Access Connections等等随机软件后,方能能体验到一款成功的产品并不只是硬件层面那么简单的东西,Think提供的,是一套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越是使用,越是会发觉一款产品的不简单!
思考向前,不只15年,纵观一路走来的Think,价格在降低,市场在扩大,我们的需求重点,已经从以前的产品去了解客户,转移到了现在的客户去了解产品……
无奈说明书写得实在太敷衍,国内的用户很幸运还有800热线,国外的,就只能交出那$99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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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工程师的答复我还是很满意的。起码有一些说法。只是有一些问题我还是想拿出来探讨一下。

首先,调整BIOS设置。这似乎没什么说的,但是为什么不把这个设置放在默认的位置呢?让普通用户去调整BIOS,很危险。

Vista底下有分区软件,而且还是可以分区的。比如我的Dell笔记本就可以无障碍把C盘分到20G一下(总大小为120G)。

人人都知道可以把备份信息放到硬盘上。但是如果硬盘没有分区,那么备份的信息也就算是白费了。总的说来,要备份,在没有第二存储介质的情况下,首先要分区。

IBM自带的一系列软件自然是功能强大的。但是我的疑问是,究竟有多少用户能够用到多少功能。同时,如果所有的软件都启动的话,特别是随着开机启动的话,系统性能究竟如何。

总而言之,我对现在的这种“一键恢复”的设计持保留意见。本来为了方便普通用户的设计初衷,结果弄来得却是无限的麻烦。

2008年1月22日星期二

我不明白“一键恢复”

最近在尝试给一个新的IBM电脑装系统,出现了我很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IBM “一键恢复"的设计原则的问题。

让我来重现一下这个问题,IBM的笔记本电脑出厂的时候,硬盘是没有分区的。默认状况下,只有一个逻辑分区和一个隐藏分区。同时,IBM有一个“一键恢复”按钮能够把系统恢复到出厂状态。好了,现在有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一键恢复”没有分区功能。其次,如果打算直接通过使用光盘重装系统的方式来重新分区,系统光盘将不能识别硬盘。第三,使用分区软件可以实现部分分区功能,但是各个区的大小并不能自由调整。第四,默认的“一键恢复”会安装一个系统,里面充满了各种不知道用途的软件,或者说,那些软件的用途用户并不一定马上就能弄清楚,包括一个非常简单版本但依然大吃内存的Norton杀毒软件。

上网一查,到处充满了解决在保存“一键恢复”所依靠的隐藏分区的同时下进行分区的文章和怎么删除那个隐藏分区的文章和在删除了那个隐藏分区之后如何又恢复那个隐藏分区的文章。是不是有一点混乱?

再提示一条,在美国,咨询联想笔记本如何分区,要收99美元的额外费用。

好了,现在我来说说我的感受。首先,我尽量理性的分析IBM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个“一键恢复”功能。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极大方便用户恢复系统,特别是对于一般用户而言,通过光盘安装系统及驱动程序,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

然而,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里面就不能内置分区的功能,并且还要为系统分区设置重重障碍。

有人说,硬盘其实可以不分区,因为可以随时恢复系统。这其实是自欺欺人。首先,用户肯定不想每次恢复系统的同时,自己的用户数据全部消失。同时,IBM备份系统或者用户数据的时候,照样还需要另外的存储介质(第二块硬盘或者是USB或者是光盘)。而能把备份信息放在另外一个逻辑分区,要远比放在USB或者光盘上方便快捷很多。

其次,对于“能够分区”而言,是的,我可以去分区。但是我必须忍受一个120G的硬盘,C盘必须维持70G。任何把C盘调整到70G以下的操作都会失败。我真的想不出来,为什么要强行要求C盘至少有70G。

还有,我知道“一键恢复”很有用。但是,为什么不能够从光盘重装系统呢?安装盘不能识别硬盘,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最后,恢复一个干净的系统,这应该是用户想要的结果。强行安装上一大堆软件,系统性能在安装之初就严重降低,特别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上非常消耗内存资源的Norton软件,真不知道IBM为客户着想的心态是怎么回事。

我调查了一下周围好几个用IBM的人,都说一开始尝试去分区。最终,有人放弃了。有人把隐藏分区破坏了。有人只有两个区。这算是什么设计。

注意,我没有否定IBM的笔记本电脑其他方面的设计。我仅仅是说,这个“一键恢复”是我最不能理解的系统设计了。

2008年1月20日星期日

从把水倒在电脑上说起

前不久,身边的人把水倒在了笔记本电脑上,电脑自然就报废了。一般大家遇到这类的事情,马上就容易想到“怎么那么不小心呢”。是啊,但是在不小心之前,是不是首先要问“一杯水怎么会在电器附近出现呢?”

如果能够杜绝一杯水在电器附近出现,那么因为水而使电器报废的几率就大大降低,甚至可以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毕竟,拿着水在电器面前走来走去,谁能够保证说那杯水一定不会被打翻呢?

有时候,不是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事情的结果,而是制度决定了事情的结果。杜绝液体出现在电器附近就是制度,就一定可以杜绝因为液体使得电器报废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说起整个事情呢?实际上,我发现,很多事情在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的原因,并不是美国人和中国人素质的差别,而是制度导致了最终的差别。这里的制度有小的条款,还有一些大的制度,比如学术制度,社会制度。

不少人常常说美国的汽车喜欢在十字路口给行人让路。其实,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背后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汽车交通规则对这件事情的影响。首先说,美国大多数路口的四个方向都有红色的“Stop”标志。这个标志是强制的刹车标志。所谓强制的意思就是,不管有什么情况都必须停下来,然后重新启动。所以,在这些路口,行人过街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因为有强制的停车标志。从极端的意义上理解,并不是说美国人素质有多高,而是交通法规规定了汽车必须这么做。而结果之一就是行人过马路很方便。当然,最根本的结果其实并不是行人的问题,因为很多路口没有红绿灯,所以四个方向的车辆停下来之后,有助于司机判断,从而最可靠的经过路口,这才是在路口停车的目的。

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素质高”,就停车这个问题而言,我观察过,在行人比较多的路口,很多司机的选择是让过几个行人之后,然后就迅速启动经过,以避免让过多的行人。没有人会傻到停在那里,让过所有的行人。有人说国内的司机素质不高,其实国内不太让行人很多时候都是无奈的选择。相信没有人愿意在王府井或者西单去选择让行人。

再比如美国教授的Tenure制度可以督促新的老师在学校勤奋工作,这也造成了表面的结果,那就是很多老师很拼命,不少国人就拿这个和国内的老师相比,其实我相信国内要是有相同的制度,不少老师也会努力干活的。这和个人的意愿关系不大,制度就是这样的,除非你不想干,否则那只能拼命。

说了那么多,很多人可能会说,那么这不简单了,只要把一些制度引进到国内,很多事情不就解决了。可是,制度和产生这个制度的环境有很紧密的联系。而且,只要是制度,那就有其不完备的一面。对于第一点,很容易理解,刚才说的路口停车制度就不那么容易引进到中国,国内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其他方面入手。而对于第二点,可能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我就认为茫然引进Tenure制度就不能解决国内大学老师工作的动力问题。因为美国的Tenure制度和科研制度和学术的其他制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一方面单独引进Tenure制度很容易就水土不服,更重要的是,Tenure制度本身还有着一些局限性。比方说,对于已经拿到Tenure的教授来说,如何来监督这些人的工作能力呢?是否有很多年之后,对Tenure的重新评定呢?那么拿到Tenure的人了是不是就是金饭碗了呢?根据我的经验是,拿到Tenure教授的课居然有些真的就不如还在为Tenure奋斗的年轻教授。这不能不说有一些制度上深层次的原因。

水倒在电脑上面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方法去避免这样的事情二次发生。

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这两天大家都在忙着过圣诞。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是"钟垂林:是中国人就应该过圣诞节" http://news.sina.com.cn/pl/2007-12-24/094014588798.shtml,感觉有一些事情不得不拿出来讨论一下。

我一直对中国人过圣诞节、感恩节的动机十分奇怪。因为从民族的本质和文化的土壤来说,我们并没有类似节日作为基础。特别是圣诞节,中国传统的节日是没有宗教色彩的,而要接受如此一个有着浓厚宗教色彩的节日应该是有一定困难的。然而,我们最终毫无保留的拥抱了这些西方文化中的节日。

有人说,只要高兴,只要快乐。为什么就不能过这些节呢?这句话说得好。但是仔细想想就觉得这里面的心态并不正确。中国的春节也很不错,可是从来没有看哪个国家的民众开始逐渐接受中国的春节。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人都不过圣诞节,比如穆斯林。因为圣诞是一个宗教节日,是基督教的宗教节日。

这里面深层次的是一个民族自信心的问题。很多人其实弄不明白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总觉得只有过了这样的“洋”节才能够显得自己与众不同,才显得“与时俱进”。于是,我们也出现了圣诞大采购、我们也出现了圣诞大祝福。可是你听懂了商店放的圣诞歌曲了吗?你知道平安夜平安在哪里吗?

如果一个外国人有一天只因为吃了一个粽子就觉得自己已经能够了解中国的端午节文化,我们是不是会嘲笑别人呢?

有人会说,有必要把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提到那么高的高度吗?的确没有必要。但是这就是反映中国人民组自信心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我们缺乏自信。

北京有很多楼盘的名字很怪。比方说靠近望京桥的一处楼盘叫“伊利诺伊”(Illinois)。小汤山附近还有别墅叫“温哥华森林”。成都的楼盘有的叫“檀香山”。有的俱乐部叫“凡尔赛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取了一个洋名字生意就好,还是因为取了一个洋名字以后,显得就与国际接轨了。我只知道,如果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朋友看到北京的那处楼盘以后,一定会觉得有一些错位。而常年在温哥华森林打猎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北京的那处“温哥华森林”根本就没有森林。
这些现象和我们过“圣诞”的内在心理是相同的。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其实是慢慢在减弱。曾几何时,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然而,这三十年,我们发现需要学习,需要借鉴的东西太多了。在别人的帮助,或者连同自己的推波助澜之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丧失殆尽,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们依然感觉自己“土”,我们依然觉得在国际舞台上那么“拘束”。就好像农民工进城,突然爆发之后,要极力显得自己本来就很高雅。

我联想到了前几天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前不久我从纽约回国,在机场等飞机。我对面坐了几个中年男子,一会儿我便知道是从国内来纽约进修的。每个人没有坐定,就开始奔向机场的商店。不久,纷纷拎着大包小包回到座位,开始攀比谁买的东西贵,谁买的东西是名牌。其实,很多人都是想买了名牌买了贵的东西,回去给同事照耀显示,然后再告诉同事,那些东西真的很"便宜",来达到内心的快感。几个男子坐在座位上,打量着才买的几大包东西,陆续掏出了iPod随身听。整个景象让我感到仿佛是在某个小城的长途汽车站,几个人才从大城市买了年货,准备回乡。

你说那些东西国内没有卖的吗?肯定不是。你说那些东西真的就比国内便宜吗?我想有可能,但也未必绝对。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这是在美国买的,这是纽约买的,那就是好!”这就是潜台词。他们能够这样,其实就是因为国内的他们的同事会有这样的看法。我都能够想象这些人拿着东西在周围同事羡慕的目光中得意穿行的样子。

所以,中国人在西方社会面前还是显得就像乡下来的暴发户。我们似乎必须依靠种种西方社会的包装来粉饰自己,不光是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还要包括西方社会的精神文明,如我们一开篇提到的节日,如名字。但是,这样就能保证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中国就像日本一样,虽然身处东方,也算是西方国家了?

我表示怀疑。在骨子里,深深地印入了“崇洋媚外”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点民族自信心呢?当我们敢心安理得地拒绝圣诞,当我们敢放心地在中国购买商品,当我们敢于取自己民族的名字的时候,也许自信心就找到了。